七 漢堡與中國
2011年11月2日
我不知道同學(xué)們是否讀過西川（1963—）的作品，他是北京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家和詩人。記得好像在2006年，我們有機會一起去新疆旅行，在那里和一些詩人和作家開一個小的座談會，并且談了在國外的中國文學(xué)。西川說，他曾去過美國某個城市的一家書店，看看有沒有中國詩歌翻譯成英文的書。他在一本當(dāng)代詩歌選集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詩人的詩歌，因此他推論，西方好像都是一樣的，無論是澳大利亞、德國還是美國都是這樣。今天我想再次強調(diào)一下，這么說是有問題的，“西方”是一個非常復(fù)雜的概念，而歷史比“西方”這個概念更為復(fù)雜。西川的觀點是有問題的，美國不能代表德國，如果他會德語，如果他去德國的書店，他會發(fā)現(xiàn)翻譯成德文的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詩集非常之多，美國幾乎沒有，但德國的確有。
今天我想給大家介紹的是漢堡（Hamburg）與中國的關(guān)系，漢堡是德國的第三大城市（柏林第一，慕尼黑第二，科隆第四），它緊靠北海（Nordsee），是一個商業(yè)城市，很晚才有大學(xué)，該大學(xué)城和漢學(xué)有緊密聯(lián)系，這點我曾經(jīng)講過。漢堡大學(xué)有一位學(xué)者專門研究漢堡與中國之間的商業(yè)交流史，他的名字叫本恩特•艾波施坦因（Bernd Eberstein，1942—）。在出版了一部很厚的關(guān)于漢堡與中國之間的商業(yè)交流史的著作之后，他又寫了一本漢堡與廣東交流史的書。為什么他要研究漢堡與廣東的交流史呢？兩星期前我在漢堡與艾波施坦因見過面，他說他在漢堡檔案館發(fā)現(xiàn)了一些從未被人知曉的相關(guān)資料，所以決定寫這本書。這本書的名字是Hamburg--Kanton 1731： Der Beginn des Hamburger Chinahandels（《漢堡—廣東，1731： 漢堡中國貿(mào)易的肇始》）。艾波施坦因是位歷史學(xué)家，他近十年來出版的著作基本都與商業(yè)交流史有關(guān)，但他原來的興趣不一定專注于經(jīng)濟，比如說他二十幾年之前出版過第一部由外國人編寫的中國20世紀(jì)話劇史，這本書非常重要，直到現(xiàn)在美國漢學(xué)界也沒有這一類書出版。回到今天要談的這本書，艾波施坦因為什么偏偏要選擇1731年呢？1731年之前，在漢堡、在德意志的北方難道就沒有人會想要去中國做生意嗎？當(dāng)然會有，但是由于缺少檔案資料，我們并不清楚當(dāng)時的商人從中國帶回來些什么，回到漢堡賣些什么。
在1731年有一艘戰(zhàn)船，德文叫Fregatte，是所謂的“巡航船”，它從中國廣東來到漢堡。這艘船的名字叫作“阿波羅”（Apollon），來源于古代希臘神話中一個神的名字，該船掛的是普魯士（Preußen）的國旗，盡管上次我在講座中已經(jīng)談到，漢堡并不是普魯士的地盤。實際上，當(dāng)時丹麥要求漢堡歸屬丹麥，在1864年之前，德意志北方的一部分屬于丹麥，而漢堡根本不是普魯士的一部分，它原來是獨立的，但是深受丹麥的影響。這艘“阿波羅號”船給漢堡帶來茶葉、瓷器和絲綢，到漢堡后又是怎么賣的呢？首先商人會進行拍賣，把從中國帶來的商品展示10天，任何人都可以來看來買，這些東西基本上很快便銷售一空，商人們便可以從中賺到很多錢。
當(dāng)時來中國的外國人很喜歡把在中國的經(jīng)歷畫下來，或者用別的方法把這些中國印象記錄下來。這本書中有一幅茶葉店的插圖，今天看來非常奇怪的是，中國人會用腳把茶葉踩到箱子里面去，就像羅馬人做葡萄酒時一樣，這好像是一道制作食品的普遍工序。這里可以看到幾個外國人在品茶，之后便把挑好的茶葉裝運到船上去。我突然想起，上次我把“東印度公司”的英文名稱理解錯了，大家知道其英文名稱為East India Company，我上次誤以為East India是指印度東部的一部分，實際上應(yīng)該是指印度的東面，既適用于前荷屬東印度，也可包括馬來群島，乃至中國。我想強調(diào)，當(dāng)時形容從中國來的商品是east indian，德文ostindisch，但這個詞實際上不一定跟印度有什么關(guān)系。
1731年第一次有帶著中國商品的船只直接抵達漢堡，那1731年之前漢堡人無法品嘗來自中國的茶葉嗎？也可以，但他們需要去瑞典、丹麥或荷蘭購買，再轉(zhuǎn)往漢堡。這艘“阿波羅號”船是從漢堡出發(fā)的嗎？答案是否定的。漢堡有德國、也可能是歐洲最大的碼頭，這是一個古老的、擁有濃重19世紀(jì)味道的城市。可惜“阿波羅號”船并不是從漢堡，而是從奧斯滕德（荷蘭文：Oostende，法文：Ostende，英文：Ostend，系位于比利時西佛蘭德省的一座小城市）出發(fā)的。因為奧斯滕德當(dāng)時屬于荷蘭，并且在屬于奧地利的那部分荷蘭里，所以奧斯滕德屬于奧地利，18世紀(jì)初的奧地利是歐洲強國。1730年“阿波羅號”離港出發(fā)，花費半年時間到達中國，這對當(dāng)時的航海技術(shù)來講已經(jīng)是相當(dāng)快的了，因為之前的耶穌會士坐船從歐洲到中國需要兩三年的時間，至于“阿波羅號”航行這么快的原因我今天也無法回答。這艘“阿波羅號”船去中國時裝運了28門大炮和107個人，到中國后受到了廣東沿海老百姓的歡迎，因為老百姓可以向外國人買到“鳥槍”。德國20世紀(jì)50年代差不多每家每戶都有“鳥槍”，只能用來殺鳥而不是殺人的，由于德國禁止殺鳥吃鳥，到現(xiàn)在這些“鳥槍”恐怕很難找到了。因為和外國人做買賣，當(dāng)?shù)乩习傩找材苜嵉胶芏噱X。但皇帝怕外國人來，雖然船上的人不多、武器也不多，雖然外國人只想做買賣、不想打仗，但朝廷派遣到當(dāng)?shù)氐墓賳T感覺到，外國人能代表一種“新的精神”，這種精神會給中國帶來很大的變化。這艘“阿波羅號”船到中國后，當(dāng)?shù)厝藭溃酥袊膺€有一個所謂“歐洲”的存在。依據(jù)19世紀(jì)的描寫，中國人認為歐洲是小國——但實際上歐洲和中國差不多大——歐洲不同的小國說不同的語言，并認為歐洲人依賴到中國做生意才能活下去。我說過，當(dāng)時外國人到中國以后，不能隨便走走看看，必須有個固定的地方住下來。我想給大家看看，這本書中有很多不錯的圖片。比如這幅圖，外國人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住，并放置買好的商品，一般來說，除了船長外其他人是不能隨便離開居住地即廣州的。有一個加拿大籍的華裔漢學(xué)家夏瑞春（Adrian Hsia，1938—2010），他來自中國大陸，是德國培養(yǎng)的人才。他寫了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想說明外國人怎樣歪曲中國的歷史等等，想說明外國人是故意弄成對中國的錯誤理解的。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我下一講還要專門講到。但是你想，在19世紀(jì)之前，一個在廣東的外國人不能隨意離開住處，那么他對中國的了解怎么可能是全面的呢？故意的歪曲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16—18世紀(jì)的歐洲文學(xué)家或哲學(xué)家關(guān)于“中國的形象”從今天來看十分奇怪，但我們不一定要批判他們，而應(yīng)寬容一些，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真正地了解所謂的“中國形象”。
這艘“阿波羅號”船從奧斯滕德出發(fā)，回來的時候卻沒有返回奧斯滕德，而是駛向了漢堡，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他們返回歐洲的途中遇到了敵人，有英國人和荷蘭人，也有非洲沿海的人，他們的目的是搶劫從中國回歐洲的商船。因為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在歐洲賣得特別貴，一般來說，要派船只去中國做生意至少需要50萬古爾登，帶回來的商品可以賣到100萬或200萬古爾登，古爾登（Gulden）是當(dāng)時德國和荷蘭的貨幣名稱，后來也用于荷蘭的硬幣，不過現(xiàn)在荷蘭人只用歐元。奧斯滕德的商業(yè)公司最可怕的敵人是英國和荷蘭，雖然現(xiàn)在的荷蘭是個小國，人口還不如北京市多，但17世紀(jì)荷蘭的航海技術(shù)非常厲害。英國在當(dāng)時是世界強國，也不允許“阿波羅號”到奧斯滕德靠岸。在這種情況下，“阿波羅號”只能?？科渌a頭。同時，漢堡的商人非常期望該船能駛?cè)霛h堡，因為“阿波羅號”上的中國商品既能讓漢堡商人大開眼界，又能讓他們通過展示、拍賣商品賺到錢。漢堡是獨立的，到現(xiàn)在也如此，它不屬于任何一個其他的州，在德國是一個獨立的州，德文稱為Stadtstaat?！鞍⒉_號”到漢堡后，德意志以外的國家當(dāng)然很不滿意，特別是倫敦、阿姆斯特丹、馬德里等，它們都要求奧地利皇帝禁止?jié)h堡商人賣中國商品，但漢堡具有獨立性，并未予以理睬。獨立性的意思是，漢堡雖然屬于奧地利，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你們會發(fā)現(xiàn)奧地利皇帝最后還是會控制漢堡。那維也納和漢堡有何關(guān)系呢？當(dāng)時奧地利皇帝是查理六世（Karl Ⅵ.,1685—1740），在位時間是1711—1740年，那時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迎來了歷史上最強盛的巔峰期。據(jù)說查理六世做了個夢，希望奧地利能夠成為海軍強國。到1864年之前，奧地利一直用漢堡及其附近的碼頭經(jīng)營海外的生意。荷蘭的一個古老城市烏得勒支（Utrecht）在17世紀(jì)成為荷蘭水道上的重要堡壘。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結(jié)束，在烏得勒支簽訂了停戰(zhàn)條約。條約決定原來隸屬于西班牙和荷蘭的一部分領(lǐng)土割讓給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其中就有奧斯滕德這個很大的碼頭，查理六世的海軍強國夢使越來越多的商人和水手前往奧斯滕德。奧地利皇帝會給商人們頒發(fā)一種特別的護照（Pass），允許他們前往世界各地。1715年，首次有懸掛奧地利旗幟的商船從奧斯滕德出發(fā)，根據(jù)艾波施坦因在書中的記述，1718年首次懸掛有德國國旗的船到達了廣東，這個說法有些問題，因為當(dāng)時并沒有“德國”，我估計應(yīng)該還是指奧地利的國旗。無論如何，1718年第一次有德意志商人在廣東開了國外分店（Faktorei），因為來自奧斯滕德的商船都帶有查理六世的“護照”，所以康熙皇帝決定要保護所有來華的德意志人。從那時起，奧斯滕德和廣東慢慢展開了豐富的貿(mào)易往來，1715—1723年共有34艘商船從奧斯滕德到廣東，平均每年3艘。1722年，奧斯滕德的商業(yè)公司得到了查理六世的一個特許，允許在30年內(nèi)使用奧皇的徽章和旗幟，并開拓殖民地。但當(dāng)時奧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國王都沒有辦法與英國人、美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亞洲和非洲開拓殖民地方面競爭。所以如果我們翻閱當(dāng)時的史料，看到什么colonial trade之類的詞，并不是說當(dāng)時的奧地利皇帝真的能在亞洲或非洲開拓殖民地，這個colonial主要指海外來的商品，和殖民地沒什么關(guān)系。此外，如果奧地利有殖民地的話，肯定是指歐洲的比利時，不可能在亞洲。有趣的是，當(dāng)時的中國文人對國外不感興趣，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些船從哪里來。如果你們看過普魯士或奧地利的國旗，就會了解它們的徽章中具有代表性的動物。這是一只鷹，中國人并不知道，所以把奧地利稱為“雙頭鷹國”，并認為這個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因為雙頭鷹無法起飛，快要死了；普魯士因為有一只鷹，故被稱為“一鳥國”?，F(xiàn)在德國已經(jīng)沒有普魯士了，1947年之后蘇聯(lián)不允許普魯士的名稱繼續(xù)存在下去。
去中國做生意需要很多錢，這些錢從貴族、從官員、從商人那里來，具體數(shù)字我不大清楚。結(jié)果奧斯滕德的股票上漲，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下挫，這說明奧斯滕德的商業(yè)公司可以和“東印度公司”競爭，也可以和荷蘭的其他公司競爭，因此英國議會在1722年決定禁止英國人在奧斯滕德的商業(yè)公司做事。但是奧斯滕德需要有經(jīng)驗的水手，他們大都來自英國，對議會的決議置之不理，仍然堅持前往奧斯滕德，這樣奧斯滕德就變成了英語的城市。當(dāng)時的報告顯示，人們到達奧斯滕德之后根本聽不到荷蘭語，所有人都在說英語。在這里請允許我插一段話： 德國人分不清楚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之間的區(qū)別，所以德國人要是說“英國”，那肯定是指“Great Britain”，德國人不分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不過如果你去蘇格蘭，千萬別說他們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聽了會不高興的。在奧斯滕德的英國人大都來自蘇格蘭，因為之前蘇格蘭的地主雇用農(nóng)民耕地，但不知為什么，這些地主突然要飼養(yǎng)羊，認為會更賺錢，所以不再需要農(nóng)民并將之遣散。這些農(nóng)民開始學(xué)做水手，其中一部分去了“東印度公司”，另外一些則去了奧斯滕德。所以在奧斯滕德的英國人基本上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最有名的一個人叫柯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1686—1757），也曾在漢堡幫過忙，是個很有經(jīng)驗的船長。此人似乎很重要，因為艾波施坦因在書中經(jīng)常提到他。不僅英國禁止本國人在奧斯滕德做事，從1717年起，荷蘭和法國也頒布了類似的法令。如果要乘船去中國做生意，需要海圖等航海工具，這些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可以買到。自那時起，歐洲興起了“東印度熱”，誰都想去中國做生意。另外奧斯滕德的商業(yè)公司之所以能夠同荷蘭和英國的商船競爭，非常簡單，是因為受到康熙帝和奧地利皇帝查理六世的保護，而不是什么一般的選帝侯（Kurfürst）——這個德文詞現(xiàn)在一般的德國人都會感到陌生了。也就是說，英國商船受英國保護，荷蘭同理，但奧斯滕德的船受到康熙帝和奧地利皇帝的雙重保護。這樣，漢堡也希望奧斯滕德成為一個集散地，所有從中國來的商品都能妥善放置并得以銷售，不僅賣給德意志諸國，還可以擴展到北歐和俄國。從1715年到1732年，共有55艘商船出發(fā)駛往亞洲和非洲，其中28艘駛向廣東，在那里購買了茶葉、瓷器和絲綢。
我想翻譯一段當(dāng)時的報告給大家聽：
廣州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到處都有墨西哥來的硬幣，你沒法相信我們看到了多少硬幣，所有的商店什么都有，最貴的東西也有。廣州是一個很好的城市，所有的房子下面都有商店店面，很像歐洲的城市，到處都有人做買賣。如果你來自外地，恐怕會找不到路。
這說明有些商人并不聽從中國官員的話，私自離開住所，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會乖乖地留在住處。這樣就有三個大型公司為銷售中國商品相互競爭，發(fā)生了“茶葉戰(zhàn)爭”（Teekrieg），因為無論是倫敦、阿姆斯特丹還是奧斯滕德都希望比對手更早到達中國，并把所有能買的東西都買下來。我覺得很奇怪，自18世紀(jì)初開始，歐洲人特別喜歡喝中國茶，包括綠茶，但現(xiàn)在德國喝綠茶的人不多了，而基本上都喝印度茶。當(dāng)時有一個英國人這樣說道：“Cost what it will, we must try to make these Interlopers sick of their voyages.”（必須不惜血本地努力讓這些侵略者在航行中生病。）這個說法很有意思，我1974、1975年在中國時學(xué)到的第一批詞之一是“侵略者”，我們都是“侵略者”，都是interlopers，奧斯滕德的商人也是“侵略者”，他們侵擾我們，所以我們不再允許他們同我們在海上競爭。這說明，不能說什么籠統(tǒng)的“西方”概念，當(dāng)時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是非常可怕的。英國和荷蘭都會用武器裝備他們的商船，用來俘獲奧斯滕德的船，以獲取來自中國的商品?！鞍⒉_號”在1731年到漢堡以前，荷蘭的船曾試圖對其進行搶劫，但都沒成功。英國人在1726年有個口號，“Destroy this cockatrice whilst young”（趁這條怪蛇年幼的時候就掐死它?。琧ockatrice是傳說中的一種毒蛇，意思是掐死它，不允許它長大。那為什么英國人這么兇殘，他們不是基督徒嗎？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在英國看來，奧斯滕德是非常大的威脅，不僅是商業(yè)上的，也是宗教上的威脅。因為，維也納信奉天主教，今天的奧地利依然如此，而當(dāng)時的荷蘭已經(jīng)進行了宗教改革，英國害怕奧斯滕德的成功會威脅在德意志、荷蘭和英國進行的宗教改革，害怕有一天整個歐洲會回到羅馬教宗的時代。英國和荷蘭的商業(yè)公司要求政府停止奧斯滕德的公司，甚至兩國開始積極動員備戰(zhàn)。所以我們想要了解歐洲，應(yīng)該了解中國，因為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商業(yè)往來影響到了歐洲的歷史。
查理六世因為得不到盟邦的支持和資金匱乏，最終不得不投降，不過這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一個女人。我們一般說，男人書寫歷史，但不完全如此，女人也可能改變歐洲歷史和歐洲商業(yè)史。早在1713年，查理六世就開始安排自己在奧地利的“王位”繼承問題。為了在無男性子嗣的情況下仍將王位傳給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查理六世立其女兒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ia， 1717—1780）為繼承人，并頒布了一份“國事詔書”。這是因為他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所以他希望其中一個女兒能成為他的合法繼承人。于是他的這個特蕾西亞后來就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女皇——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任期間與其子約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皇帝實行“開明專制”。如果你們有機會到維也納，仍然可以看到她的宮殿的美景，里面有中國式的房子。我不知道為什么，特蕾西亞作為查理六世的繼承人需要其他大國的批準(zhǔn)，為什么要承諾放棄到中國做生意，并停止由奧斯滕德到中國的航海活動等等。1727年英國、法國、荷蘭和奧地利的查理六世共同決定，今后7年禁止奧斯滕德的商船前往中國做生意。但是漢堡的人并不想投降，他們需要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等等，所以奧斯滕德用同樣的船，配以不同的名字和旗幟，繼續(xù)去中國做生意，雖然被英國和荷蘭發(fā)現(xiàn)，但奧斯滕德仍堅持原來的政策。最后一艘去中國的船是1732年出發(fā)的，而到1793年奧斯滕德的商業(yè)公司就被廢除了。
中國影響了歐洲的歷史和法律，甚至涉及歐洲對人權(quán)問題的思考。德國思想家約翰•格奧爾格•亞當(dāng)•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 1754—1794）說： 法律（Recht）對于我們歐洲人來說是神圣的，但是荷蘭人不允許我們自由地去中國做生意，他們有什么權(quán)力禁止我們?nèi)ブ袊?？做生意難道不是所有人的權(quán)利嗎？為什么妒忌我們，覺得我們不可以有人權(quán)（Menschenrecht）呢？另外一個德國思想家約翰•尤里烏斯•蘇爾蘭德（Johann Julius Surland， 1687—1748）出版了一本書，專門談法律與經(jīng)濟的問題。如果你們看這類書會遇到和我一樣的困難，因為18世紀(jì)的德文很特別，好多當(dāng)時的常用詞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用了。作者想揭示，德國人也應(yīng)該擁有與中國做生意的權(quán)利，但當(dāng)時的問題是大海屬于誰，大海難道不是屬于所有的人嗎？拉丁文的詞Mare liberum（海洋自由），Mare指海，Liberum是開放、自由的意思，誰都可以坐船出海，但后來變成了Mare clausum，封閉的海。蘇爾蘭德在書中說，好像德國人被禁止去中國做生意。另外一個荷蘭的法學(xué)家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荷蘭文寫法為Hugo de Groot，1583—1645），我沒有聽說過他，但在當(dāng)時可能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也是國際法及海洋法鼻祖，他的名著《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主張公?？梢宰杂珊叫?。格老秀斯思考商業(yè)、生意之類的問題，他是歐洲第一位建立民族法律基礎(chǔ)的人，包括國際自由貿(mào)易的問題。這樣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關(guān)系完全可以影響到歐洲的歷史、法律和歐洲對自己的思考和認識。
我想告訴你們，瑞典從何時起開始與中國有商業(yè)關(guān)系。無論如何，奧斯滕德的商人盡管錢不少，但卻不能派自己的商船去中國做生意，于是奧斯滕德和漢堡的人去找丹麥人、瑞典人，以當(dāng)?shù)厝说拿x開商業(yè)公司，他們提供資金。從1732年起，瑞典開始與中國有商業(yè)關(guān)系，第一個幫助瑞典人去中國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坎貝爾，為了防范路途中遇到荷蘭人檢查，當(dāng)時的文件都用荷蘭語寫成，以備不時之需。這也說明，如果你們想研究中國歷史，可以學(xué)點荷蘭語。而學(xué)過德語的人則可以看懂大部分的荷蘭語書籍，我也學(xué)過一點，荷蘭語的語法不難，難在復(fù)雜的發(fā)音。原來漢堡認為自己有權(quán)力直接與東亞談判，但是遇到了困難： 首先因為從16世紀(jì)起，漢堡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有自己的辦事處（Handelskontor），從中國回到這三國的船先把商品卸下、放好，然后再運回到漢堡。當(dāng)時在中國能買到很多好東西，有絲綢、茶、瓷器、香料、香水、糖和果醬（Konfitüre）。而德文的Konfitüre這個詞現(xiàn)在基本上不用了，應(yīng)該去查18世紀(jì)的詞典，我母親是維也納人，常用一些18世紀(jì)的詞，這個詞她就用過。
18世紀(jì)只是漢堡有來自中國的商船靠岸嗎？不，還有一個叫埃姆登（Emden）的地方，位于德國西北部埃姆斯（Eems）河畔的港口城市，這個地方原來是個諸侯國，到18世紀(jì)中歸屬了普魯士。當(dāng)時的普魯士國王知道中國很富有，而自身比較窮，所以認為應(yīng)該與中國做生意，來幫助自身發(fā)展經(jīng)濟。于是1752年就有船從埃姆登出發(fā)前往中國，但當(dāng)時的普魯士由于財力匱乏，沒有繼續(xù)派船出海。
從1733年到1787年，英國和荷蘭根本不允許任何國家的船到漢堡靠岸、卸貨（德文： löschen，就再也沒有船往來于漢堡與中國之間了。但漢堡人不想投降，所以他們將狀告到了維也納的皇帝那里： 所有人都有權(quán)利進行自由貿(mào)易，強調(diào)國際法（Völkerrecht）與人權(quán)的重要性。至于為何在1787年之后解禁，我不太清楚，這很可能與法國大革命有關(guān)。
無論如何，這是因為英國在18世紀(jì)末保持著世界最強海軍國的地位。比如1787年，英國一共有53艘船前往中國，其他國家總共才有21艘，包括荷蘭、丹麥、美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在內(nèi)。有趣的是，我的祖母住在策勒（Celle），那是個非常美麗的小鎮(zhèn)，我在那里出生。我認識那里教堂的一個人，每次回去看我母親的時候，我會和她一起去漢堡。漢堡一個郊區(qū)的名字叫阿爾托納（Altona），魏源（1794—1857）在《海國圖志》里曾提及這個地方，因為當(dāng)時它還處于丹麥的勢力范圍內(nèi)，可以說是丹麥最大的碼頭。丹麥的船從這里出發(fā)去中國，由漢堡商人提供資金，每年派兩艘。到了中國以后，由于丹麥的旗幟是黃顏色，所以丹麥被當(dāng)?shù)刂袊朔Q為“黃旗國”。不論是普魯士還是丹麥統(tǒng)治時期，漢堡都是一個商業(yè)城市，一直到現(xiàn)在那里的商業(yè)味道依然很濃。
通過艾波施坦因的這本書，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復(fù)雜性的一面，所謂的“西方”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西方國家之間也有很多的矛盾。比如現(xiàn)在中國和美國因為商業(yè)問題經(jīng)常吵架，但德國與中國之間此類的問題并不多，我們當(dāng)然不能代表美國，美國也不能代表我們，他們是另外一個文化、另外一種語言。美國人想犯什么罪都可以，而我們因此受到批判，我覺得是極為不妥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區(qū)別很大，我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美國人也很不一樣，在美國他們可以不給理由就逮捕人，而按照我們的法律是不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