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破譯方法的歷史思考
一般對古文字研究缺乏了解的人，常常會對文字破譯有各種誤解。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又起新舊之爭，虛構(gòu)了許多新舊對立。像“宏觀闡釋”與“考據(jù)學”的對立就是其中之一。在他們看來，文字破譯是老掉牙的“傳統(tǒng)思維”，與“宏觀闡釋”毫不相干（樓上樓下，不在一個層次）。前者是靠大處著眼，假設(shè)先行，而它靠的卻是精雕細刻，積沙成塔。
事情是不是這樣呢？我想未必是這樣，或者至少說不完全是這樣。
一、“肺腑而能語，醫(yī)師色如土”
朱德熙先生喜歡講一句話，就是文字破譯最像偵探破案。這個比喻很形象。
文字破譯與偵探破案的相像之處，首先是它很重想象，有時能像福爾摩斯，憑蛛絲馬跡，就把案情弄個水落石出。雖然現(xiàn)在有不少學者都在總結(jié)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對文字的結(jié)構(gòu)分析（偏旁分析），聲旁啊，形旁啊，六書呀，三書呀，很重視，從中歸納出許多規(guī)律。但我們學這些東西，又用這些東西教人，常常免不了會有“紙上談兵”的感覺。因為它很難解決的是“運用之妙”。
古文字學的“運用之妙”是什么？是想象。而想象總是包含了猜測的成分。以至有人老是把文字破譯當作猜謎射覆、智力游戲，以為這是一個可以憑想象力“跑馬”的自由領(lǐng)域。
1955年，中國的考古學家在安徽壽縣發(fā)掘過一座蔡侯墓，在當時很轟動。這個蔡侯是誰？本來出土銘文是寫明了的：他的名字叫。但這個名字很怪，誰也認不出來。沒辦法，大家只好猜。怎么猜呢？我們都知道，蔡國遷都壽縣，只有五代就滅亡了。也就是說，大家只能在這五個蔡侯或略早的蔡侯中選擇。而當時也真的就有六七種意見。實際上是把所有可能都占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303頁。。這種情況在研究早期中國的各個領(lǐng)域都很常見，說得好聽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說得不好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對于想象力的充分運用，各種假說的并存也許是一種補償。中國話叫“平分秋色”。說實話，干我們這一行，有人希望的就是這種情況?！盁o頭公案，死無對證”，對真正的偵探當然是不幸，但對偵探小說的作者反而是好事。因為他正好可以借此編各種“推理小說”，調(diào)動讀者的想象。在這方面，我們碰到的情況與宏觀闡釋并沒有兩樣。大家一樣是“大處著眼，假設(shè)先行”。但問題是你怎么證明你的想法呢？在有些人看來，證明并不是去發(fā)現(xiàn)事實，而只是為自己的假設(shè)鋪設(shè)邏輯軌道，中國話叫“自圓其說”。他們覺得空白越多，自由度才越大。所以還專挑年代早、線索少的字來考。講戰(zhàn)國秦漢還小心一點，越往前膽子越大，甚至以為文字破譯要比其他領(lǐng)域更多想象余地《金文編》王國維序強調(diào)“闕疑”，但郭沫若不以為然，譏為“懶漢思想”。其實這個詞可做正反兩面理解。從肯定的方面講，它是一種必要的慎重。西方法律講究“無罪推定”，即在正式判決前，先要假定被告無罪。中國古代治學講究“闕疑”，也是害怕冤枉古人?？甲C古文字雖非“人命關(guān)天”，但也不能亂造“冤假錯案”。。
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看情況正好相反。因為文字破譯要回答的是簡單事實，就像拿破侖死于哪一年，這個問題是不可以爭論的。它的答案只有一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比起各種復雜的闡釋系統(tǒng)，反而最少選擇余地。雖然在線索不明的情況下，想象總是不可避免，但這和文字破譯的答案是兩回事。文字破譯的答案也許我們不知道，就像“歷史真相”，可能永遠是個謎，但這正像你的童年經(jīng)歷，即使回首如夢，什么也記不清，但不能隨意編造。破譯文字胡猜亂蒙，最大克星是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中國有句老話，叫“肺腑而能語，醫(yī)師色如土”。地下發(fā)現(xiàn)一出來，很多猜測都要掃地出門，這是件很不客氣的事情。比如上面這樁公案，真相大白是在20多年以后。真相一出來，眾說并存的局面就被打破，剩下的其實還是一個答案。
下面我就來講講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是“申”字。它的認識有一個過程。
（一）70年代，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編鐘，銘文提到各國鐘律。這些國名中恰恰就有這個字。當時裘錫圭先生參加整理，馬上就想到以前碰到過這個字。雖然這個字的出現(xiàn)，在辭例上也是孤立的，但是它卻把認識范圍一下子縮小了許多。因為現(xiàn)在情況與以前已有很大不同，以前大家的猜測哪個是對的，現(xiàn)在必須符合新的條件，即它必須是東周時期常見的一個國名，而且這個國名又可排除在銘文所見的其他國名之外。在這種線索的啟發(fā)下，裘先生猜測，它很可能是申國的申字。也就是說，上述各說，只有陳夢家先生的蔡昭侯（名“申”）說是對的。
（二）這個猜測是不是對，還要拿出結(jié)構(gòu)分析的理由。過去在西周金文中有個字。這個字常見于冊命金文。古代實行世官制，父死子繼，在手續(xù)上要經(jīng)過重新任命。遇到這種場合，銘文常常會說：從前先王曾命你的祖考如何如何，現(xiàn)在我又“乃命”如何如何。前人曾把這個字釋為，以為是形旁，與糸相通；是聲旁，與重同從東得聲，辭義是繼續(xù)的意思。但裘先生在提出上述猜測時，產(chǎn)生了另一個思路。他認為上述難字與這個字是同一個字，但并非從東得聲，而是從田得聲。這個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第一，古代的陳齊，漢代人叫田齊，陳與田古音相近；第二，陳字雖然從東，但并非從東得聲，其古文寫法是作，說明與申讀音相近；第三，古人講重復舊的命令恰恰是用“申”字（即“三令五申”之“申”）。這也就是說，“申”字的古體是從田聲（《金文編》2204的“”字與2113的“”字是同一個字），嚴格講是假“紳”字為之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第3期；《筆談〈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覽〉》徐青松發(fā)言，《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0年第2期；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音樂研究》1981年第1期。。
（三）過去，裘先生提出他的新解，很多人不相信。但古代的申國在河南南陽。80年代，南陽地區(qū)先后出土了申公彭宇瑚和南申伯太宰的銅器。銘文“申公”是楚滅申之后所設(shè)的縣公，見于《左傳》；“南申”則是周宣王所遷封，見于《詩•大雅•嵩高》。這些銅器銘文中的“申”字就是寫成“”。它們證明，裘先生的說法是可以視為定論的。
這個例子在文字破譯中很典型。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什么叫成功的破譯。我認為，一個成功的破譯，無論多么巧妙，總還要靠一定的線索。說得不好聽，就是還要靠一點“老天保佑”。因為沒有線索，你的想象也就無所附麗；沒有線索，你的猜測也就無法證實。這種線索有時也許并不能直接逼近答案，但它可以縮小問題的范圍，使你不至于面對無數(shù)可能，好像大海撈針一樣。這樣的價值也是很大的。
二、幾點反“常識”的經(jīng)驗之談
在實際破譯過程中，經(jīng)驗常常是最好的老師。所以我想選幾個實際的例子，對破譯方法做一點描述。
（一）越是看著相像，可能反而越不是這個字。
辨識古文字，入手處總是形體線索。一般人認為，破譯文字，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它與哪個字相像。但這個方法失敗的可能也很大。過去中國唱戲的有個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是我非我，我是我，我又非我”，下聯(lián)是“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這是講演技的亂真。古人留下文字，雖然并未使出什么“障眼法”，故意要難為我們，但這里面疑似之間，撲朔迷離的情況確實很多。一個字和另一個字也許只有一點點不同，你可能會忽略它，或?qū)幵高w就自己的想象，不肯去承認它，但這一點點不同往往就是至關(guān)重要的。你越是看著它像這個字，它往往越不是這個字。正合得上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例如：
（１）（廴、引）〔毛公鼎〕（弘）〔史墻盤“宖”字所從〕于豪亮《說“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李零《為〈說“引”字〉釋疑》，《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2號。
（２）（豊）〔朱家集楚器〕（鑄）〔朱家集楚器〕李零《論東周時期的楚國典型銅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輯。
（３）（愆）〔朱家集楚器〕（盥）〔蔡侯申缶〕李零《釋“利津”和戰(zhàn)國人名中的與字》，《出土文獻研究續(xù)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這三組例子，左邊一字過去都被誤釋為右邊一字，新版《金文編》甚至把（2）（3）的左右兩字按誤釋同時收入。類似的例子還很多。
這種形近誤釋之所以值得警惕，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古文字中凡與小篆比較變化不大的字，前人多已認出；二是古文字的訛變往往變化莫測，特別是戰(zhàn)國文字，有些訛變簡直莫名其妙。例如曲作，與匕難以分辨李零《戰(zhàn)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古文字研究》第８輯。；冶作，與侃極為相似?，F(xiàn)在北京有些商店把“罐頭”寫成“缶頭”，你要單把“缶”字挑出來，恐怕永遠也不會想到它是讀為“罐”。戰(zhàn)國文字怪起來，有時就很接近這種程度。
對于防止形近誤釋，反證很重要。一個字的破譯有時不僅要證明它是什么字，還要證明它不是什么字。像上面的右邊一字就都是反證。
（二）線索不夠，最忌“空白想象”。
對文字破譯，想象很重要。但想象的掌握很難，常常會“溢出”事實的邊緣。對有些事，你鉚足了勁去干，就一定會有好處，但想象可不一定。我在前面講過，文字破譯的答案很窄，角度一偏，就會落空。而人腦有個規(guī)律，它在空白的地方一定要想象，而且一旦想開來，就很難停止，會彌漫擴散，“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薄Ｄ阍瓉頉]這個想法還好，有了就很難去掉。它會引導你，讓你越想越像，一條道走到黑，結(jié)果當然是南轅北轍。
例如我們都知道，文字破譯經(jīng)常使用缺文。古人語短，只要缺文有四、五個字，你就很難補出來。過去楚帛書用普通攝影機拍照片，有不少字看不清，各家進行補釋，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們拿紅外線照片一核對，卻幾乎都是錯的。它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空白想象”命中率太低。
以前，李學勤先生常說，古文字難認，難起來就是你做夢也夢不見。這雖然是句玩笑話，但確實是經(jīng)驗之談。現(xiàn)在搞古文字，有些人好做“絕臏之舉”（北京話叫“撅著自己”），這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會妨礙思維的正確導向。文字破譯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今天之所以能認識古文字，說實話，還是因為它有一條始終未斷的線索。20世紀初，甲骨文一發(fā)現(xiàn)，很快人們就能把它認出，原因還是因為前面有宋人對金文的研究做基礎(chǔ)，而宋人對金文的研究又是托福于漢代的小學和古文之學。線索一直可以通到先秦。
中國的古文字，縱有幾千年，橫有六七門，線索的搜尋范圍很大。有些很早的字是靠很晚的字認出來。像商代甲骨文中的“引”字，西周金文中的“叕”字（），線索是在秦漢簡帛文書中?，F(xiàn)在的古文字學，從線索的角度講，是個逆溯比較體系。前人識字，在沒有大量的出土材料發(fā)現(xiàn)之前，主要是靠兩條線索，一條是籀文—小篆—隸書系統(tǒng)的線索（來源于秦漢小學的識字課本），一條是六國古文系統(tǒng)的線索（來源于漢代古文經(jīng)本的解讀）。前者是西周文字的近親（周秦地土相襲，文化相承），沿襲性較強，不像后者的變易度那么大。大家比較重視的主要是前一條線索，而比較忽略后一條線索。所以直到今天，大家仍有一個印象，就是西周文字比起戰(zhàn)國文字反而好認。這里好認不好認，關(guān)鍵還在于線索。
（三）結(jié)構(gòu)分析往往是“事后諸葛亮”。
結(jié)構(gòu)分析是破譯文字的重要方法。老一代的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是聰明絕頂。他喜歡講，你們認字都是“手工操作”，效率不高，我是“機械化生產(chǎn)”，一認就是一大批。他說的“一認一大批”，當然與他博聞強記、左右逢源有關(guān)，但更重要的是，他說他有一個法寶，就是偏旁分析。偏旁分析，從來源講，還是出自許慎“六書”。但現(xiàn)在的古文字學家見到的材料要遠遠超過許慎，對各時期的文字特點有不少新認識，又受到現(xiàn)代語言學的影響，所以有各種新的偏旁系聯(lián)方法（如唐蘭、島邦男）和“三書”說（如唐蘭、陳夢家）的提出。這一方法當然很重要，可是它也不是萬能的。它往往要以一定的解讀線索為前提，并且要由一定的解讀線索來檢驗，特別是離不開文字材料的辭例和語境（context）。
現(xiàn)在在中國，研究一般文字學的和研究銘刻學的，中間分野越來越大。搞銘刻學的，識字都不是孤立的，要附屬于解讀，認字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去認。而搞一般文字學的不是這樣，往往一上手就是各種文字編，甚至根本不管古文字，只在許學的范圍里兜圈子。我記得唐先生有一次講過，他說干我們這一行的人是被“章（太炎）、黃（侃）之學”革出教門?，F(xiàn)在在中國，搞《說文》、《廣韻》的人多集中在中文系，而搞甲骨、金文的則與考古、歷史關(guān)系更深，的確是兩個路子。但前者雖然推崇許慎，許慎《說文》的背景卻是漢代的古文之學。我在一篇文章中講過，西漢小學本來是不講古文的，學的都是秦系統(tǒng)的識字課本。東漢以來小學開始講古文，這是來源于古文經(jīng)本的解讀?！墩f文》與當時研究古今字（今古文對比）的書有關(guān)，而“古今字”的研究正是從古文經(jīng)本的解讀總結(jié)出來的李零《出土發(fā)現(xiàn)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九州學刊》第3卷第1期。。
在解讀過程中，字體的比較和辭例的研究往往要先于結(jié)構(gòu)分析。這點古代和今天是一樣的。特別是辭例，對破譯的導向影響尤大。古文字中有許多字，直到今天我們?nèi)圆恢鯓臃治鏊蛘哒f不明白它與后來的字體在結(jié)構(gòu)上有什么聯(lián)系，但它是個什么字仍然可以確定。這里關(guān)鍵就是辭例把它卡住了。例如西周金文中的（就）字，過去有人把它讀為京，后來陜西長安縣出土了史惠鼎，上面也有這個字，辭例與《詩•周頌•敬之》中的“日就月將”相同，才知道它是個“就”字陳穎《長安縣出土的兩件青銅器》，《文博》1985年第3期。李學勤《史惠鼎與史學淵源》，《文博》1985年第6期。。還有古文字中的貴字（饋字從之），它的寫法是，過去一直不認識，后來我從鳥書帶鉤中發(fā)現(xiàn)“不擇貴賤”這樣的辭例，“貴”字正是這樣寫，才明白這是“貴”字李零《戰(zhàn)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但這兩個字到底應(yīng)當怎樣分析，還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四）越是曲折的解釋往往越不可信。
在老一代的古文字學家當中，于省吾先生也是一位識字能手。他有個講法，說古文字的答案近在眼前，只不過中間隔著張紙，一捅就破。我在考釋文字的過程中也有這樣的體會，即古文字的答案一經(jīng)說破，都相當簡單，根本用不著什么復雜的解釋。相反，如果你的解釋越是曲曲折折，假設(shè)套著假設(shè)，那我們就有一個直覺，這恐怕是靠不住的。
現(xiàn)在搞破譯文字搞彎彎繞，最常見的是濫用通假。通假對于破譯文字當然很重要。比如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不經(jīng)破讀，就很難理解。但這一方法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第一，它要受古音學規(guī)律的限制，古代通假，讀音相近（韻紐均相近）是一層，比較寬；聲旁相同（或同從某字得聲）是另一層，比較窄。窄的情況還是比較多。第二，它還要受書寫習慣的限制，有時并不是說讀音相近就一定可以落實（音近只是一種可能），各時期的文字有各時期的特點，需要通過較多的實例去總結(jié)。有人不但不管第二層，就連第一層的規(guī)定也不遵守，僅憑想當然的“一聲之轉(zhuǎn)”曲成其說，這除了滿足自己的想象，一點用也沒有。
古文字的通假規(guī)律應(yīng)該通過較多的實例去總結(jié)。過去，朱駿聲按“右文說”分韻分聲旁排列文字，探討通假與詞義的關(guān)系，主要是靠古書中的實例。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是如此。這種工作當然很有益，但不足是沒有吸收古文字中的大量實例。古文字不僅可以提供新材料，還可糾正我們對通假規(guī)律認識的許多不足。
三、文字破譯的虛實：“漫無是非”與“鐵板釘釘”
現(xiàn)在，置身于古文字學界，人們常常會被一種“漫無是非”的氣氛所包圍。為什么大家會覺得“漫無是非”呢？我想有幾個原因：
（一）在古文字的認識上，“今之所知”與“古之所存”差距太大，有些線索可能永遠看不見，有些線索則藏頭露尾，讓你看不清。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在“已知”與“未知”之間劃一道界線，但實際上卻很難掌握。例如現(xiàn)在的很多文字編，正編中的字其實并不可識，而附錄中的字反而早就被人認出。
（二）在古文字的研究上，研究者的意見過于分歧?！靶√}卜頭”不用說，即使是大家，意見也難得統(tǒng)一。比如孫海波先生編了《甲骨文編》，容庚先生編了《金文編》，這些都是很有名的工具書，但讓唐蘭先生說起來，認對的還不到一半。唐先生水準高，看不上眼的東西自然很多。但他的意見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呢？也并不是，文字破譯是冒險事業(yè)，犯錯誤的機會到處都是。在這個領(lǐng)域里沒有“常勝將軍”，即使大家也會犯錯誤，而且錯起來照樣是一塌糊涂（不可能說是什么“高明”的錯誤）。
（三）中國的古文字學界有手工業(yè)習氣，幾乎人人都搞“閉門造車”，信息不靈，缺乏及時的評價，前人做了什么，后人做了什么，別人做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很多“已識”和“未識”常常是一筆糊涂賬。古文字學界的人都愛爭“發(fā)明權(quán)”，但又沒有“發(fā)明記錄”，常常搞“重復制造”，不但今人與古人“撞車”，而且今人與今人也“撞車”。比如西周金文中“履田”（踏勘田界）的“履”字，過去見于大簋、散氏盤，吳式芬、章太炎已經(jīng)認出，大家不注意。等到五祀衛(wèi)鼎、九祀衛(wèi)鼎出來，唐蘭先生重新認出這個字，大家還以為是新發(fā)明吳式芬《捃古錄金文》卷三之二；章太炎《論散氏盤銘二札》，《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文物》1978年第3期?！，F(xiàn)在這個字出現(xiàn)已經(jīng)很多，除上述各器，還有倗生簋和師永盂，也都有人寫過文章?？墒切掳妗督鹞木帯穮s把散氏盤的“履”字收在“眉”字下，大簋、師永盂和倗生簋的“履”字列為不識字，根本沒有“履”字這一條。
但是盡管有以上這些情況，我還是認為文字破譯并非“漫無是非”。它里面不但有許多東西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落實，而且還包括了一些鐵板釘釘?shù)臇|西。因為第一，文字破譯是否成功，畢竟還有不少標準可以判斷，如字體線索的依據(jù)、辭例線索的依據(jù)、結(jié)構(gòu)線索的依據(jù)。只要這些條件都具備，像上面講的“申”字，就可以叫“鐵板釘釘”。第二，判斷文字破譯是否成功，最好的辦法是“讀”，即把破譯結(jié)果回輸?shù)接嘘P(guān)材料中，看是否讀得通，經(jīng)得起重復和反證?，F(xiàn)在的古文字研究，要想達到像“讀”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那樣一個水平還很不容易，但其各個分支都有一定的“可讀性”，這里面肯定已包含了許多“鐵板釘釘”的東西，只不過我們還沒有加以認真總結(jié)罷了。
對文字破譯的結(jié)果加以落實，現(xiàn)存的各種工具書還做得很不夠。過去，容庚先生曾對宋代的金文研究做過總結(jié)，但對宋人識字的得失卻未能詳加論列。宋代以下，情況就更別提了。近代的古文字學（羅王之學），其實是個年輕學科，年頭只有80年，傳人只有四代。唐蘭、容庚、郭沫若、董作賓、于省吾可以算是第一代，陳夢家、胡厚宣、張政烺可以算是第二代，李學勤、裘錫圭是第三代，下面的一批人是第四代。但就是這么一些人的研究，現(xiàn)在都是一筆糊涂賬，學科內(nèi)部沒有一個自我估計。
所以，我很希望有人能寫出一部古文字學的“發(fā)明史”出來。
四、不是結(jié)論的結(jié)論
據(jù)上所述，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文字破譯有一個大致的印象。我想，這個印象在許多方面都與一般的宏觀闡釋息息相通，如逆溯比較、假設(shè)先行，還有證偽方式，等等。如果說它們有什么明顯的不同，我看倒是在這樣一點，即它比一般宏觀闡釋往往需要更多的想象，但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文字破譯是“小道”，宏觀闡釋是“大道”?！靶〉馈惫虘?yīng)兼容于“大道”，但“大道”是不是也可以從“小道”受到一點啟發(fā)呢？
1989年11月2日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演講
原載《學人》第4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453—464頁。
補記：現(xiàn)在看來，我對“猜測”和“犯錯誤”在破譯過程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點估計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