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由我的三篇長文組成，它們是《傅山與魏一鰲—清初明遺民與仕清漢族官員關系的個案研究》、《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日常生活中的書法—以傅山為例》。它們發(fā)表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體字版（2005）。2003 年，這三篇論文中的前兩篇結成《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一書，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讀者仍有需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決定發(fā)行增訂新版，書名依舊，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論文基礎上改寫的外篇。三篇論文本有重復，此次增訂，盡量刪改。但依然有部分內容重復，敬請讀者諒解。
2005 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問世，這三篇論文的部分內容被納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書依然有諸多不同?！陡瞪降氖澜纭分荚诿枋龊头治鍪呤兰o中國書法的嬗變，為敘事流暢，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單篇論文的研究成果時，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論文雖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 但關注的重心不同，也更為具體深入。這是我愿意將本書修訂增補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書的上篇利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發(fā)現的一些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鉤沉輯佚，對傅山和魏一鰲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清政府官員之間的密切交往進行細致的描述，并進而分析清初明遺民和仕清漢族官員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篇論文和謝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時發(fā)表的一些論文，是最早關注清初明遺民和仕清漢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來，明遺民和仕清漢官的研究，有了長足進步，趙園女士關于明清之際士大夫心態(tài)的分析、薛龍春先生關于王鐸等仕清漢官在清初的生活狀態(tài)的研究等，都推進了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知識。由于魏一鰲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本書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資料。此次修訂，增加了魏一鰲和河北籍官員梁清標交往的內容。
傅山交往多，應酬也多，他的書法常用于應酬，所以下篇轉向應酬書法的討論。在中國書法的創(chuàng)作和收藏中，應酬書法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在現存的中國古代書法作品、特別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書家們的信札、手稿和日課作品，為應酬而書寫的作品在數量上多于為適情自娛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傅山一生書寫了數量極多的應酬書法并留下許多議論應酬書法的文字，而許多這樣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摯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關。下篇即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討中國書法藝術中應酬作品這個藝術社會史的問題。
在中文發(fā)表的學術著作中，本文是最早從“應酬”的角度討論藝術的創(chuàng)作、周轉、使用的個案研究。此后柯律格《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 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吳國豪《足下負書名，安能負書乎？—王鐸書法應酬研究》、柳揚《應酬—社會史視角下的清代士人書法》，薛龍春《應酬與表演：關于王鐸書法創(chuàng)作情境的一項研究》，都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書畫中的應酬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楊的研究引進人類學的禮品理論， 何炎泉和薛龍春的研究注重應酬活動和書法技法、創(chuàng)作情景之間的關系。何炎泉認為，張瑞圖迅捷而又獨特的用筆和書寫量劇增有關。薛龍春則指出，某些應酬場景和當眾表演更能激發(fā)王鐸的創(chuàng)作熱情，寫出精品。這些都說明，“應酬”作為中國書畫中一個普遍而又獨特（相對于西方藝術）的現象，已經日益引起關注。不過，目前關于應酬書法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明清兩代。出現這一情況有三種可能：一，明清時期的資料相對比較多，個案研究成為可能；二，明清社會的變革使得文人藝術中的應酬現象變多，成為一個更為顯著的文化現象；三，明清之際的人們更愿意在文字敘述中來記錄應酬。不管情況如何， 對宋元乃至更早的應酬現象的觀察，將推進我們對明清時期應酬書法的理解。這就使我們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關成果。
在對應酬書法現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進一步提出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書法中的許多作品是為應酬而作的話，我們還能不能把這些作品看成書法家的“心畫”？我們還能不能理解他們的創(chuàng)作動機？這些問題又把我們引向對中國書法藝術中修辭現象的關注。在使用“修辭”這一詞時，本篇偏重的是一種說詞的字面意義和事實不相一致的一面。當一件書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題跋、他人的題跋、后世的評論都可能存在著言不由衷的“修辭”或是陳陳相因的“套話”時，我們怎樣才能理解一個作者真實的“創(chuàng)作意圖”？特別是當中國書法和實用書寫常常難以剖離時，所有能夠進入收藏的名人字跡是否都能算是“創(chuàng)作”、這些書寫是否具有“創(chuàng)作意圖”都成為必須先要厘清的問題。自從我提出書法中的“修辭”這一問題后，藝術史界做出的回應并不多，少數古典文學界的學者予以重視，并討論了文學史上存在的類似問題。若要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實際困難比較大，因為它除了要求我們掌握充分的資料，對研究對象的創(chuàng)作情景、所處時代慣用的語言都相當熟悉外， 還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維習慣所劃下的條條框框。雖說研究難度大，但這又是把書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須跨越的一個障礙。
本書的外篇是這次增補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 年3 月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主辦的一個學術討論會的發(fā)言，后來發(fā)表在著名的英文漢學雜志Asia Major 上。這篇文章和《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雖然在內容上有一些重復，但側重點卻不同。后者著重討論應酬書法和修辭的問題，而這篇文章雖然也涉及應酬書法，理論關懷卻指向文人藝術家文化資本的建立、積累和運用。
在將《日常生活中的書法》一文改為本書的外篇《文化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時，筆者盡量刪去了和下篇重復的部分， 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論述和最近幾年出現的新資料。從1992 年開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雖說自從2007 年為紀念傅山先生誕生四百周年撰寫過一篇論文后，這八年來我沒有寫過關于傅山的論文。但是，對相關的研究、出版動態(tài)和新發(fā)現的資料， 我一直予以關注。
2003 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應酬》時，汪世清先生剛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記中表達了對他的紀念。當1990年我由政治學轉入藝術史后不久，就在耶魯大學舉辦的八大山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識了汪先生，從此在收集資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導。在處理古代文獻方面，先賢和前輩（特別是乾嘉時期以來的歷代學者）早已發(fā)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這是中國的藝術史學者應該珍視和繼承的學術傳統(tǒng)。盡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訂原始資料，是實實在在地推進我們這個領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為如此，2013 年7 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訪談時，專門指出“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需要繼承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記者把這句話作為訪談的標題，因為它代表了我對藝術史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是有針對性， 在我看來，尚有不少國內的藝術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華人學者，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訪談中， 我還談到了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希望中國學者能夠比較和借鑒西方理論，通過深入的個案研究來發(fā)展中國的藝術史理論。本書便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一部拋磚引玉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