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南傳溥星洲
——《新加坡儒學史》序
嚴春寶博士這十多年來，專注于新加坡儒學史的研究，先后把林文慶在華辦學的事跡，及其致力推行儒家思想的因由和變化做了深入的分析，他又把林氏有關儒學的英文著述翻譯成為中文出版，對新加坡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這位社會改革家和儒學推動者，重新通過史冊，面向現代讀者，大有振頹起蔽之功勞。而在研究林文慶的同時，嚴春寶博士不斷地搜集其他有關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儒學傳播的資料，包括當時中英文報章的報道和論述，他所搜集的范圍，還包括了以土生華人為主的峇峇文化中有關儒學的資料，并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寫成這部前人未曾寫過的《新加坡儒學史》，可算是開山之作。
如果說從來沒有人嘗試研究這個題目，那是不準確的。據我所知，好幾位新馬學者如陳育崧、李元瑾、蘇新鋈等都對此類題目有過相當深入的研究，或曾經嘗試寫新馬儒學史，但都沒有寫出一本完整而又系統(tǒng)的專著。對我個人而言，在20世紀 80年代新加坡正推行儒學的時候，也曾經有寫一本新加坡儒學史的計劃，并為此花了數年的時間去搜集資料，可惜最后仍然事與愿違，未能把計劃完成，一直是心頭的遺憾。今見春寶兄的《新加坡儒學史》成書付梓，喜不自勝，當然也有點嫉妒之情。趁他問序之便，也把我的計劃說一下。
我在1980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后，旋即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到新加坡任教。在新加坡那段日子，我對本地華人社會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是由于教學和研究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本身性格使然。從小我就對周邊的事物和環(huán)境，都有特別的興趣，每到一處新地方及新環(huán)境，都希望盡快和盡量地去投入和融入，才覺得生活有趣味和有意義。因此，我在1980年來到新加坡之后不久，便投入新加坡華人會的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華人歷史研究，二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第二個范圍內，我參與的工作包括在1982年以后加入由新加坡政府推動的儒學計劃，幫助編訂儒家倫理教學中的課本和教材，并且負責培訓教師等（至于春寶博士非常艱難才獲得的一套新加坡儒家倫理課本與教材，我也存有一套，而且還包括多次討論的稿本和我在教師訓練班的講義）；至于歷史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于19世紀華人社會的發(fā)展與變遷。雖然最初幾年我在新加坡并沒有汽車代步，但為了考察早期華人社區(qū)和生活的歷史，我也走訪了不少古跡名勝，這期間當然也得到多位好朋友的引導和幫助，像王慷鼎、辜美高、林孝勝和楊松年等。然而，我大多數的時間都用在檔案和文獻研究上面，特別是閱讀早期新加坡出版的各種華文報刊。我平均每天都會花上三四個小時躲在國立大學圖書館的地庫內，埋首閱讀報紙的縮微膠卷，不知黃昏入暮，也不知近視度數加深。我用了數年時間把《叻報》《天南新報》《星報》等全部看完，而且作了詳細的筆記和卡片，至于稍為晚出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我也看了不少，而且買下幾十年的《南洋商報》合訂本，裝滿了整個房間，由于灰塵滿布，加上蠹蟲甚多，叫家里的人怨聲載道，但我卻總是樂此不疲。
幾年下來，我在報紙和文獻中發(fā)掘到不少新資料及新題材，對新加坡早期華人史的研究興趣也越來越大。最初我嘗試把一些文章在報刊上發(fā)表 ,例如萃英書院歷史、李清輝的東游紀略等文章，引起相當多關心本地歷史同行的注意，至今還有不少本地史家把我引為同道，甚至以為是本地人。及至1988年之后，離新去美，不得不放下新加坡華人歷史這個研究課題，改作新的題目，但一直對新華社會總未忘情。及至回到香港任教于中文大學，即重拾舊情，再次把新馬研究放置在教研的議程上，出版過《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匯編》及《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兩部著作，另外也寫過多篇關于林文慶、陳嘉庚、天福宮和怡和軒的文章。正因如此，得遇同行后輩青年學者嚴春寶博士，知道這位后起之秀在學術研究上的杰出成績，十分欣賞和敬佩。蒙他把我看作入行多年的資深學者，問序于我，實在叫我內心有愧。
現在欣見嚴著《新加坡儒學史》即將面世，樂意在此誠心推薦給愛好“一帶一路”華人歷史的同道和關注傳統(tǒng)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廣大讀者們。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
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