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書天下，擁書塞上
辛德勇
物理學(xué)家講時間的相對性，平常人很難弄得明白，但人到一定歲數(shù)，時間就會過得飛快，仿佛突然有了很大的一個加速度。二〇一三年底，收到王樹田先生惠贈他的大作《擁雪齋書影》，讀后想寫幾句感想，但手頭事情正緊，沒有顧上。想不到，這一放就是一年多。
對于我來說，作者王樹田先生，至今仍是未曾謀面的書友。但至少在他的一部分藏書面前，我也曾有過徘徊流連。我們對古刻舊本，都有一種近乎癡情的鐘愛。
不同的是，王樹田先生是一位更標準的藏書家，而我在這個圈子里，頂多只能算一個不太高明的票友。這樣說，主要并不在于藏書多少，而是對收藏古籍所投入的熱情，以及專心的程度。
我是歷史學(xué)教學(xué)與研究方面的從業(yè)人員，因閱讀古代典籍的需要，從新式洋裝印本，轉(zhuǎn)入線裝古刻舊印本，是很自然的延伸；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講，也是拓展研究領(lǐng)域和增大研究深度之后，必然要發(fā)生的事情。
王樹田先生的情況很不相同，他的職業(yè)身份，是詩人，是作家，當然像我們這個國家大多數(shù)文學(xué)創(chuàng)作家一樣，還有一個領(lǐng)工資的單位，是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文聯(lián)。從事這樣的行當，同讀古書，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至少現(xiàn)在的情況是這樣。因為現(xiàn)代的作家，通常不需要讀多少書，全憑靈感。有了感覺，直接寫出來就好了，既顧不上酸不啦嘰地掉書袋，也不需要有那么深遠的歷史思考。但王樹田先生與眾不同。買線裝古書，與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時間次序上，幾乎是同步共生的。不知道是作品的稿費讓他財大氣粗，還是買到好書的興奮，激發(fā)了創(chuàng)作欲望?？粗ゲ幌喔傻膬蓸妒?，說不定有很實在的關(guān)聯(lián)。不管怎么說，王樹田先生購買古籍的緣由，與我是有很大差別的，這就是他對藏書的熱情，顯然比我要高很多，而且他買古籍，首先就是為了收藏。
在構(gòu)成藏書家的各項要素當中，有人說，除了“錢”，就是“閑”，再一個，便是“空間”，也就是放書的房間。不過，進一步歸納，“空間”可以歸入“錢”那一項里，因為拿著票子，就一定能買到房子。古書和新書不一樣，不是一捆捆地從印刷廠里推出來，等著你拿錢去買。想買到好書，光有錢不行，還要有機緣。這機緣能不能遇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于你肯不肯多花時間經(jīng)常去訪書，有沒有條件到處去找書。
從經(jīng)濟實力上來說，在當今藏書家中，王樹田先生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有錢，是很普通的工薪階層，因而只能以勤走多跑來彌補有限的購書資金。他訪書的地點，幾乎遍及中國境內(nèi)各主要區(qū)域，而且經(jīng)常往返出入。其實天底下的藏書家，大多數(shù)都這樣，瘋瘋癲癲地到處亂跑，探頭探腦地四處踅摸，只是頻度各不相同而已。對于王樹田先生來說，尤其需要勤跑多轉(zhuǎn)，還與他家居的地點有關(guān)。他家住塞上，不像我這樣居住在北京這一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全國最大的古書聚集地，更遠離長江三角洲上諸如上海、揚州、杭州等這樣一些古代文化和古刻舊本的淵藪，要想得到好書，不得不經(jīng)常外出尋覓。
肯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四處查訪，就一定能夠覓得人所罕見的珍本秘籍?！稉硌S書影》里談到，一次，在北京城的一個小攤兒上，他買下一冊明嘉靖本《歷代史纂左編》，“初不以為意”，但后來卻有了重要發(fā)現(xiàn)。
即使是正兒八經(jīng)的歷史學(xué)家，看到王樹田先生對嘉靖本《歷代史纂左編》不以為然，也可能不大看得懂；或者說越是高大上的歷史學(xué)家，恐怕越看不懂這是怎么一回事兒。對此，需要稍微做些解釋。
這部書的作者，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唐順之，號荊川，世人多稱荊川先生。他在文化領(lǐng)域，聲譽最著的建樹，是古文。史學(xué)著作雖然有很多種，但多是擷取前人成書，重加纂輯，此《歷代史纂左編》就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部。明清人書目，著錄此書，多略書作《史纂左編》，就連堂堂《四庫全書總目》也是如此。其“史纂”之“史”，是以二十一史為主，而旁搜稗史，“纂”則是在這些史書中，選擇關(guān)乎安邦治國之君臣事跡，分類編錄；“左編”云者，乃取自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義，蓋荊川先生同時尚著有《史纂右編》，輯錄奏議言論，二者適兩兩相對也。
現(xiàn)在有很多對古代歷史文化了解不夠深入的人，往往會有一種感覺，以為古時候的人讀書廣博，什么《十三經(jīng)》《二十四史》，無不爛熟于胸。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古代大多數(shù)讀書人，閱讀的范圍，是十分有限的。以史書而論，除了《漢書》《史記》，頂多擴展到包括《三國志》《后漢書》的所謂“前四史”，除此之外，其他史書，通常很少有人理會，故宋人即已慨嘆“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惟因篇幅巨大，大多數(shù)人實在無法通讀，方有呂祖謙《十七史詳節(jié)》之纂。延至明代，再加上元朝官修的《宋》《遼》《金》三史，以及明修《元史》，僅僅是官方認定的“正史”，即已累積而成“二十一史”，通讀愈加艱難。寬泛地說，唐順之的《史纂左編》，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部摘錄諸史之要的“史鈔”式著述。與《十七史詳節(jié)》不同的是，《史纂左編》對史事的選擇，以史為鑒的意圖更為直接，也更加濃重強烈。正是基于其相對簡略而又更宜于將歷史的經(jīng)驗移用于現(xiàn)實這兩項原因，此書在明代后期，一度十分流行，人們往往將唐順之此書與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并列，作為考古通今的首選讀物(明焦竑《國朝獻征錄》卷二五孫鑛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陳公有年行狀》)。
然而，時過境遷，到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學(xué)術(shù)風(fēng)尚的變易，讀史者更強調(diào)直接讀取第一手的原始著述，像《史纂左編》這樣的“史鈔”，鮮少有人眷顧，流傳已經(jīng)相當稀少，以致錢泰吉《曝書雜記》即稱其書“罕見”。王樹田先生所得嘉靖刻本，系胡宗憲在嘉靖年間主持梓行，為此書最初刻本(其后在萬歷年間，又有翻刻)，當更為稀少。而今王樹田先生得此嘉靖原刻《史纂左編》卻“不以為意”，我想，除了這部書的學(xué)術(shù)價值，不為治史者所重之外，還有一項更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原書是一部一百四十二卷的大部頭著述，他僅買到一冊，當然只是全書中很少一部分。闕損如此嚴重的殘卷零冊，藏書家當然不會看重。對于大多數(shù)古書愛好者而言，買下它，都不過是留個“樣子”看而已。
人世間之所謂“奇遇”，就是發(fā)生概率很小的遭遇。買舊書之所以要肯花費時間到處勤跑，是因為按照統(tǒng)計學(xué)的定律，“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試驗中是不可能發(fā)生的”；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偶爾去買一兩次書，絕不會有以廉值購得好書的美事兒。但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一次連一次，反反復(fù)復(fù)，常去常往，便相當于無數(shù)次重復(fù)的試驗，出人意料的奇事，往往也就會出現(xiàn)在你的眼前。
這冊《史纂左編》，本子很厚，這也是明代原裝本固有的形式。當把這冊《史纂左編》殘本帶回呼和浩特家中，拆解開來，取出每一頁書背面后人裝修添加的襯紙時，王樹田先生大概會被眼前的景象驚呆的。——他從這冊厚厚的明嘉靖刻本里面，取下來首尾完整的一部清刻本書。這等于是買一冊殘書，附贈另一冊全書，不管是什么書，都屬意外之喜，而更讓王樹田先生喜出望外的是：這還是一冊稀世珍本。
這本書的名字，是《戶部收取應(yīng)解飯銀則例》，刊刻于清雍正年間，當然這就是清廷在雍正年間頒行的衙署治事規(guī)則。這種“則例”是什么性質(zhì)的書籍？在當時有著怎樣的作用？而對我們今天研治史事又具有怎樣的價值？已故著名清史專家王鐘翰先生回憶說其師鄧之誠先生，在民國時期對此嘗有概括論述云：
有清三百年間之事，清律固為一代大法，初暫用明律，幾于全錄明律舊文，以為比附之資。如內(nèi)云“依大誥減等”，清初無大誥，亦援引以為處分減等耳。自后雖屢經(jīng)纂修，然僅續(xù)增附律之條，而律文終未之或改。一代舍律用例，叔季則舍例用案。故知終清一代行政，大約例之一字，可以概括無余?！鋾r史學(xué)專家知矜貴檔案矣，而不知則例即昔日檔案之擇要匯存者，且年遠境遷，檔案照例焚毀，今舍則例將無以取征，是則例之可貴為何如也。
王鐘翰先生還記述說，鄧之誠先生鑒于“清亡逾三十年，則例亡佚殆盡，茍不及時訪羅，行且不可復(fù)求”，于是促請燕京大學(xué)圖書館遍求于北京琉璃廠和隆福寺各間書肆，在三四年間，購得各種則例五六百種。后來王鐘翰先生據(jù)燕京大學(xué)圖書館所藏，撰有《清代各部署則例經(jīng)眼錄》一文(以上相關(guān)敘述，即本諸此文)，一一羅列清廷各部衙署的則例，然而檢核此文，其間尚闕載《戶部收取應(yīng)解飯銀則例》這一名目。因手邊無書，一時還不易核對王樹田先生所得，是否屬于《欽定戶部則例》的一部分，而非單刻之本，但即或如此，因王鐘翰先生列舉的《欽定戶部則例》，最早亦為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者亦不過為稍早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本。故此雍正四年（1726）刻本，亦在其先，仍有不可替代的版本價值。像這樣的書，即使不是孤本，傳本也極為稀少，自宜珍之重之。
深諳個中三昧的人都懂得，最蠱惑人的藏書樂趣，就在這樣不經(jīng)意間得之當中。幾十年涉歷南北，王樹田先生收藏古籍已多達六千多冊，其中有不少是像《戶部收取應(yīng)解飯銀則例》這樣孤秘罕傳的珍本。其中如與我所從事專業(yè)關(guān)系密切的明崇禎十六年（1643）刻沈定之、吳國輔著《今古輿地圖》，是目前所知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朱墨套印古今對照的歷史地圖集，在中國歷史地理學(xué)史和中國地圖學(xué)史上，都具有重要價值，書亦罕見難求，而王樹田先生也能收置書齋，摩挲賞玩，實在令人艷羨不已。
因為本來就是為收藏而買書，或者說很早就打定了當藏書家的主意，因而不僅有好書，收藏有自己的特色，王樹田先生還編有藏書目錄《擁雪齋書目》。再加上這部琳瑯滿目的《擁雪齋書影》，可以說，真是一位各項要件都很完備的藏書家了。人生一世，能盡情做自己喜歡的事，且亦成名成家，修成正果，擁書自怡，其樂何如，可想而知。
不過，藏書家和所有收藏家一樣，貪婪之心，往往莫知厭足。呼和浩特當?shù)赜幸患翌H為出名的“文苑古舊書店”，老板段存瑞先生，知書愛書，也很敬重讀書人，我曾在他那里買過不少做研究需要的文史舊書，偶爾也買過兩三部清代刻本，都得到了段存瑞先生的熱情關(guān)照。近來看到王樹田先生寫文章，記述他與段存瑞先生的交往，談到我曾買走一部雍正寫刻本《陸宣公集》的事兒。文中說他本來先于我看好此書，因故沒有及時付款買下，才被我插足擄去，言辭間顯現(xiàn)出歉歉然神色。這部《陸宣公集》確實刊印精良，且傳世無多，就連周叔弢他老人家都說是罕見之物（見李國慶著《弢翁藏書年譜》），王樹田先生感到惋惜，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他與這書失之交臂，卻使我們倆人在舊書上有了比較具體的交結(jié)，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緣分。
近聞王樹田先生的新著《擁雪齋藏書志》即將出版，雖暫未一睹全書，然撰者佳冊之富，可以想見。與此同時，王先生又將自己藏書中的佳善、稀見之本，編為一大套《擁雪齋叢書》，影印出版，將一展民間藏書家之風(fēng)采。其將個人珍罕藏書不自私秘，提供于社會的精神，尤可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