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20世紀上半葉兩位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的遺著和白樂日的續(xù)寫而成，從社會史、宗教史、政治史、經(jīng)濟史等多個維度梳理中國古代（上迄商代，下至宋末）的各項制度——官制、選官制、兵制、行政體制、土地制度、財稅、貨幣、交通、商業(yè)管理等。本書不僅巧妙地結合了法國傳統(tǒng)漢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而且針對中國歷史進行全面、宏觀地梳理，是法國漢學史上罕見的佳作，向專業(yè)讀者和普通讀者簡潔明晰地勾勒出中國歷史上制度變遷的脈絡，對于研究古代中國的各項政治、經(jīng)濟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馬伯樂（1883—1945），法國的漢學家、敦煌學家。法國國立東方現(xiàn)代語言學院畢業(yè)，任法蘭西遠東學院研究員。后繼沙畹為法蘭西學院中國語言文學教授。最初受其父影響，研究埃及學。不久轉向中國學的研究，被稱為“古代中國史的奇才 ”。

白樂日（1905—1963），法國漢學家、社會學家。早年在德國學習漢學，1925至1926年前往法國，并得到了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的指導。“二戰(zhàn)”后進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從事漢學研究，隨后又在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教授中國歷史，1954年獲得法國漢學儒蓮獎。白樂日的漢學研究極有特點，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和韋伯思想的影響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與經(jīng)濟。

譯者簡介：

孫越，1983年生于安徽合肥，2012年獲法語語言文學博士學位（武漢大學），現(xiàn)任南京財經(jīng)大學法語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國漢學（“全國高校海外漢學研究會”成員）、中國文化法譯等。已在省級以上刊物發(fā)表論文4篇，會議論文4篇；譯著《什么是催眠》（第二譯者）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著《漢法餐飲美食詞典》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目 錄

第一部分 上古

（由馬伯樂執(zhí)筆）

第一章 領主社會 / 003

第二章 從領地到諸侯再到帝國 / 033

第二部分 秦漢帝國

（由馬伯樂執(zhí)筆）

第一章 帝國、領土和人口 / 063

第二章 社會階層 / 067

第三章 富裕階層的日常生活 / 078

第四章 皇帝 / 084

第五章 帝國的政治架構和行政機構 / 089

第六章 官員的招募與士人的教育 / 107

第七章 軍隊 / 110

第八章 財政 / 115

第三部分 中古：六朝和胡人帝國

（由白樂日執(zhí)筆）

第一章 漢代社會的解體 / 127

第二章 社會階層 / 146

第三章 地產(chǎn)和土地制度 / 164

第四章 民政與軍務 / 174

第五章 財政與商業(yè) / 203

第六章 宗教和知識的演進 / 239

第四部分 新帝國：隋唐時代

（由白樂日執(zhí)筆）

第一章 隋的成就：統(tǒng)一 / 251

第二章 官僚系統(tǒng)的定型 / 268

第三章 土地制度的演變 / 309

第四章 國營經(jīng)濟和私人創(chuàng)業(yè) / 326

第五章 唐代的衰落：藩鎮(zhèn)和帝國的再次解體 / 378

第五部分 宋代和當時的外來政權

（由白樂日執(zhí)筆）

第一章 北宋的制度 / 408

第二章 經(jīng)濟問題與社會問題 / 424

第三章 重大改革 / 455

第四章 黨爭和北宋的滅亡 / 463

叢書總序

近四十年來海外漢學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其翻譯著作之多，研究展開之迅速，成果之豐碩，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領域是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以比擬的。據(jù)國家圖書館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資料中心尹漢超副研究館員的初步統(tǒng)計，四十年來學界翻譯、研究、介紹海外漢學研究的著作達3600部之多。盡管如此，在海外漢學經(jīng)典著作的翻譯和整理上我們?nèi)孕枧?，對于海外漢學名著的翻譯一直是一項最基礎、最根本的學術工作。在我們身邊很難再有像錢鍾書先生那樣的天才，精通多國語言，融通中外學術，所以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把世界各國漢學的名著一本一本地翻譯出來，這樣才會對歐美漢學史有一個整體的、全面的認知。二十多年來我就是憑借著這種理念，組織翻譯了一批西方漢學早期漢學的經(jīng)典著作。

盡管《劍橋中國史》《劍橋中國文學史》等大部頭的著作已出版，關于儒學與道學的海外漢學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對世界各國的海外漢學名著的翻譯仍有欠缺，尤其是非英語國家的漢學研究名著亟待翻譯。特別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的中國研究，我們應給予高度關注。因為僅僅靠英語世界的漢學成果，我們是繪不出一個完整的世界漢學歷史全圖的。我們應明白中國學術的進步是需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我們應站在中國學術的全局，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國的漢學名著翻譯成中文出版。我們應鼓勵更多的熟悉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瑞典語、印地語、波斯語等各種語言的學者投入到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研究中來，并像已故的馮承鈞、耿昇先生那樣，獻身于基礎漢學著作的翻譯。我們向所有安于寂寞、獻身學術、從事漢學名著翻譯的學者致敬。這次我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合作，就是希望在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上再翻新篇。

四十年來，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進展與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與發(fā)展緊密相連，這充分說明海外漢學這一域外的中國知識和中國當代知識的進展以及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這樣的傳統(tǒng)是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成立開始的，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jīng)過》中明確地指出：“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nèi)之研究國學者也?！睂W者在解釋吳宓這一思想時說：“近代以來，‘國學’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吳宓的提法代表了當時多數(shù)學者的用法。后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研實踐也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明確國學研究的對象即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則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這表明，老清華國學研究院以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本色，但從一開始就不是守舊的，而是追求創(chuàng)新和卓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傳統(tǒng)的學術形態(tài)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fā)展?！盵　陳來，《清華國學院的使命》。]本土之國學與海外漢學互動是近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重要特點，這樣的傳統(tǒng)在近四十年的漢學研究中也充分體現(xiàn)了出來。

漢學的存在標志著中國的學術已經(jīng)是世界性的學術，漢學研究的成果已經(jīng)不再僅僅作為一門“外學”，像外國文學、外國哲學、外國歷史那樣，僅僅作為一種知識產(chǎn)品豐富我們對世界學術的認識。自晚清以來，中國歷史的自然發(fā)展因西方國家的入侵而打斷，同時，中國文化與知識的敘述也不能再在經(jīng)史子集這樣的框架中表達，從四部到七科，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和表達形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西方漢學，此時作為西學進入我們的知識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漢學的歷史，我們就說不清中國近代的歷史，并無法開啟今天的學術重建。

在這個意義上，海外漢學不僅僅在海外，而且同時內(nèi)在于我們近代學術史和當代的學術史之中。為此，我將海外漢學研究說成是一種“內(nèi)外兼修之學”，意在表達它作為一個學術體系和知識系統(tǒng)，對中國學術具有內(nèi)在參考性。

梁啟超在百年之前就提出“在中國研究中國” “在亞洲研究中國” “在世界研究中國”三種方法。四十年來對海外漢學的研究使我們體會到：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我們展開域外中國學研究，展開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本出發(fā)點；開放與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們對待域外漢學家的基本文化態(tài)度；求真與務實的批判精神是我們審視西方漢學的基本學術立場。

張西平

2021年1月16日

本書涵蓋兩位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和白樂日的研究成果——馬伯樂繼承的是法國傳統(tǒng)漢學的研究方法，專注于中國上古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思想領域）；白樂日采用的更多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致力于中國中古歷史的研究（尤其是經(jīng)濟、社會領域）。本書將兩者的研究成果巧妙結合，梳理了從上古至北宋時期，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各項制度的形成與發(fā)展，有利于使讀者通過法國漢學家研究、使用中國古典文獻的方法和視角，了解更加多元角度的中國古代歷史，對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制度極具參考價值。

當然，正史中的定論是保守派撰寫的，值得懷疑。正史為我們描繪了北宋末年的陰暗圖景，也并不可靠。在一個被激烈論戰(zhàn)弄得天昏地暗的年代，把確定的判斷公布于眾是有風險的。因為甚至在官方史家對材料的選擇上，黨爭都留下了痕跡，除非材料本身是客觀公正的，簡單來說就是這樣。革新派鋪張浪費，徽宗皇帝計劃興建各種大而無當?shù)墓こ?，道教迷信施加了影響，鉆營官僚們的壓榨使百姓無法忍受——他們承受了這個政權非理性奢侈帶來的后果和在異族面前毫無榮譽感的懦弱，只能奮起反抗。這么多要素都呈現(xiàn)在了史學家面前，可以用儒家的方式從中提取一些關于王朝滅亡的陳詞濫調(di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