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五千年，本書論述了自神話時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薩珊王朝、穆罕默德時代早期，直至16世紀第三帝國覆滅的波斯航海史，內(nèi)容涉及航線開發(fā)、海上貿(mào)易、海洋戰(zhàn)爭等，解析波斯民族對大海的認識、心理與情感。書中運用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多國文獻資料，結(jié)合圖像、建筑、錢幣等實物研究，論證波斯人與海洋的密切聯(lián)系，探索真正的波斯航海歷史，由此折射出五千年來波斯的民族、政治、外交、經(jīng)濟等發(fā)展歷程。

哈迪·哈桑（1896—1963），印度歷史學(xué)家，倫敦大學(xué)東方學(xué)院文學(xué)博士，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xué)波斯語系教授，一生致力于波斯歷史研究。

徐弛，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歷史系博士，中國人民大學(xué)考古系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中外關(guān)系史、北方民族考古。

序

前　言

第一章　神話時代的波斯航海史 ? 002

第二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航海史 ? 016

第三章　薩珊王朝興起前波斯與東方的貿(mào)易史 ? 052

第四章　薩珊王朝航海史 ? 070

第五章　波斯航海史——穆罕默德時代早期 ? 116

第六章　10—16世紀的波斯航海史 ? 148

第七章　波斯文學(xué)的證據(jù) ? 184

前 言

我認為，真正的波斯航海史還沒有寫出來。雖然材料過剩， 但偏見扼殺了探索。一個又一個作者宣稱，波斯人懼怕和憎惡大海，這正是約翰·馬爾科姆爵士和威廉·文森特伯爵的觀點?？芩蓜拙粽J為波斯海軍是個笑話；賽克斯爵士，他的看法通常是嚴謹和冷靜的，但他對波斯人的航海活動的理解幾乎是矛盾的。這些是歷史學(xué)家直接根據(jù)史料的判斷，他們質(zhì)疑波斯人在海上的統(tǒng)治力。其中最大膽的學(xué)者說：“波斯從來就不是一個海洋民族。歷史上沒有任何地方提到過印度洋上的波斯艦隊，甚至在波斯灣也沒有；在地中海，他們的海上力量總是由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或埃及人構(gòu)成。”然而人們意識到，甚至在這一頁的墨跡未干之前，這些文字就已經(jīng)過于寬泛和大膽了。一個腳注補充解釋了這一點：“筆者所指的是軍艦，而不是商船?！币虼诉@個問題就被擱置了。其他的注釋不足以阻止這種泛化：該說的話沒有說，看法的轉(zhuǎn)變出現(xiàn)在少于十幾頁之地方。R.H.梅耶爾在他對15世紀印度簡介的第二頁上說，“波斯人似乎對海洋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厭惡”，然而在第十頁時，他開始“考慮一個更合理的關(guān)于波斯航海的概念”了：

正如我們已經(jīng)說過的，在早期，波斯人表現(xiàn)出對海上貿(mào)易的極度厭惡，在帕提亞帝國覆滅之后，才開始對其重要性和價值懷有更為合理的想法。從經(jīng)常出入波斯灣各港口的印度小商人那里可以得知，從那里到馬拉巴爾和錫蘭的航行安全和快速，他們的船只每年都在此航線進行航行，因此，為了換取錢幣和他們本國的一些商品，他們不僅把印度的昂貴產(chǎn)品帶回家鄉(xiāng)，而且他們把能夠在錫蘭買到的中國產(chǎn)品帶回家鄉(xiāng)。通過這條航道，君士坦丁堡的富人可以消費大量來自印度的產(chǎn)品；鑒于此，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埃及貿(mào)易遭受了幾乎等于毀滅的蕭條……波斯人在與印度的貿(mào)易中取得了成功，這主要是由于他們將地理位置上的優(yōu)勢進一步擴大，以至于在古代就從中國輸入錫蘭的全部絲綢貿(mào)易最終落入了他們的手中。

既然波斯的船只每年都從波斯灣港口航行到馬拉巴爾和錫蘭，他們怎么可能會對海洋產(chǎn)生難以抑制的厭惡感呢？不一致和矛盾之處是經(jīng)常相生相伴的兩部分，概括解釋這一切是歷史學(xué)家的最終目的。

整本書試圖將傳說與歷史、虛構(gòu)與事實區(qū)分開來。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證據(jù)，在得出結(jié)論之前，先對證據(jù)進行篩選。參考文獻來自各處，但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欠羅林森教授、肖夫先生、費瑯先生、勞費爾先生和皮爾斯少校的人情。印度圖書館的局限性使我無法使用伯希和教授的著作，也無法充分利用夏德博士對漢學(xué)的貢獻。因此，在本卷中，沒有涉及波斯人在里海中的航行。

在我的支持者中， 最令我高興的是我的大學(xué)副校長穆罕默德·穆扎姆米盧·汗爵士，他一直對我的工作感興趣，現(xiàn)在他給了我一個機會，我可以成為倫敦東方研究學(xué)院的丹尼森·羅斯先生的學(xué)生。我的朋友J.查普曼先生是加爾各答帝國圖書館天賦異稟的圖書管理員，他送給我許多書，前副校長薩希布扎達·阿夫塔布·艾哈邁德·汗律師、仰光大學(xué)道格拉斯·哈默教授和G. H.盧斯教授、利頓圖書館助理圖書管理員巴希爾·丁先生，以及A.S.特里頓·阿·庫賴西教授、A. M.謝里夫教授、A.B. A.哈利姆教授、A. A.梅蒙教授和E. C.迪金森教授，他們的愛和同情讓我受寵若驚。我很難說自己有什么優(yōu)秀的地方，因為我欠朋友的太多了。我還必須感謝霍爾木茲·丁肖爵士、蘇丹·艾哈邁德爵士、烏馬爾拜·錢德拜先生和法德盧·丁先生對我的幫助，但沒有比孟買大學(xué)、邁索爾大學(xué)和海德拉巴大學(xué)給我的幫助更大的了。在那里，通過奇曼拉爾·塞塔爾瓦德爵士、布拉詹德拉納特·西爾爵士和納瓦卜·海達爾·納瓦茲·江爵士的幫助，我得以在波斯文學(xué)和文明的某些方面進行擴展。最后，我必須向道迪博拉社區(qū)的最高主教賽義德納·瓦·馬瓦拉納·塔希爾·塞夫丁陛下表示感謝和感激。教皇陛下是與埃及杰出的法蒂瑪哈里發(fā)聯(lián)系在一起的第五十一位教皇，他的前任最初來自也門，在那里他們擁有蘇丹的頭銜。

我的妻子在準備索引方面對我?guī)椭艽?，我博學(xué)的朋友，大英博物館的J.阿蘭先生，閱讀了論著初稿，并向我提供了阿契美尼德錢幣的模型：其他圖版是經(jīng)有關(guān)當局，特別是大英博物館和印度辦事處的許可復(fù)制的。

HADI HASAN

哈迪·哈桑

東方研究學(xué)院

倫敦，1928 年6月

選自[印度]哈迪·哈桑：《波斯航海史》，徐弛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海洋孕育文明、聯(lián)通著世界，百千年前的波斯與海洋有著什么樣的關(guān)系？本書用老辣又兼具浪漫的筆力、豐富多彩的史料、嚴絲合縫的論證再現(xiàn)了五千年波斯航海歷程。以王朝分期劃分篇章，根據(jù)史料特點，每章圍繞一個重點去展現(xiàn)波斯的海上活動，或與航線開發(fā)有關(guān)，或與貿(mào)易交往有關(guān)，或與海洋戰(zhàn)爭有關(guān)，并不局限于單論航海。整本書閱讀下來，關(guān)于波斯的政治、地理、貿(mào)易、技術(shù)、文學(xué)、種族都能在潛移默化中尋獲干貨。在神話、游記、圖畫、詩歌的應(yīng)接不暇中，猶如設(shè)身處地一般，行于海上絲路，體會到波斯與海洋的愛恨糾纏。

本篇主要論證在8世紀作為“波斯人”的“波斯”與中國的航海貿(mào)易依然頻繁，這些涉及中國的史料，反映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的一隅，也觸及了政治對海上貿(mào)易的影響。與這一節(jié)所選內(nèi)容類似的，是第四章里對中國文獻中“波斯商品”的辨析和澄清，原來中國文獻里的波斯商品指的不是出產(chǎn)于波斯的商品，而是波斯商人所帶來的各國的商品，可見，在公元4世紀，波斯商人在航海貿(mào)易中的樞紐作用。

——編者按

誰是“波斯人”

與我們的主題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不在于他們記載的“波斯”是不是與伊朗同名的地名，而是義凈、金剛智和鑒真記載中的“波斯”到底是伊朗人還是非伊朗人。正是在此，勞費爾的論點是最薄弱的。事實上，勞費爾的書中并沒有談到金剛智關(guān)于波斯的記載，但他談?wù)摿肆硗獾膬蓚€人：

公元742年長江沿岸的揚州有一個和尚名叫鑒真，航行到日本，在航程中于748年也到過廣州。我們從日本學(xué)者高楠順次郎所摘錄他的日記的短短一段里看到這樣的話：“廣州珠江有婆羅門、波斯及昆侖人（馬來族）之估舶無數(shù)?！边@作品里的這一段我手邊沒有，不過毫無疑問它所說的三個國家：婆羅門、波斯和昆侖就是《蠻書》里所提的那些國家；講的不是婆羅門教，而是在緬甸邊境的婆羅門國和人民、緬甸的邊境的波斯和馬來亞的昆侖。因此可看出八世紀前半葉，馬來亞波斯人是操行航海業(yè)的民族，和中國人在廣州做交易。所以在海南島的南岸這位旅行者所發(fā)現(xiàn)的據(jù)稱為波斯人的居住地就是馬來亞波斯人的一個殖民地。從這情況看來，可以再提出一個問題：義凈在公元671年在廣州乘搭的是否是波斯船？那船駛往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在馬來亞海里行駛；我還是認為這里所說的是馬來亞波斯，而非伊朗波斯。[ 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芝加哥，1919 年，第469—470頁。]

但如前所述，《舊唐書》指出，在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一起劫掠并燒毀了廣州。從波斯與大食（阿拉伯人）的聯(lián)系中可以明顯看出，這里涉及的波斯就是伊朗波斯。因此，如果波斯人在公元758年在廣州，那么他們肯定早在十年前也已經(jīng)在廣州了，就像佛教高僧鑒真記載的那樣。那么，為什么不可能在公元671年在廣州見到一艘波斯船的主人了呢？僅僅因為她要航行到馬來亞水域嗎？[ S.比爾（S.Beal）：《玄奘的一生》（life of Hiuen-Tsiang），倫敦，1911年，第39 頁。來自江寧地區(qū)的玄太法師似乎跟著一艘波斯船前往南海。玄太法師來自新羅，另外，泛舟南海的實為兩名不知名新羅高僧。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若提婆（唐云一切智天）永徽年內(nèi)取吐蕃道。經(jīng)泥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jīng)論。旋踵東土 行至土谷渾。逢道希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后歸唐國。莫知所終矣。……復(fù)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fā)自長安，遠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俱亡?！g者注]

此外，勞費爾否認在穆罕默德時代以前中國有來自伊朗本土的波斯船只。但他自己又同時承認，在伊斯蘭教崛起后，在遠東出現(xiàn)了“真正的波斯船只”[ 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芝加哥，1919年，第470 頁。]。這一觀點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所有正在討論的年代（758年、748年、717年和671年）都是伊斯蘭教興起之后。[ “只有在伊斯蘭時期，真正的波斯船只才出現(xiàn)在遠東。”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芝加哥，1919年，第4頁、第470頁。]然而，這一觀點并不完全基于推理——1908年伯希和教授在敦煌藏經(jīng)洞里找到了慧超的記載。這一證據(jù)確鑿無疑，勞費爾先生本人已經(jīng)承認，這是公元8世紀波斯航?；顒拥淖罴炎C據(jù)。[ 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芝加哥，1919年，第4頁。]夏德教授說：

這份文獻后來消失了，可能從未在中國讀者中傳播過，名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我們現(xiàn)在擁有的只是開始和結(jié)束丟失的一個片段；但是，盡管如此，這個碎片是對我們認識在中文史料中記載的亞洲國家的最有價值的貢獻。在文本中，旅行者說他是在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從印度返回安西 [ 指安西大都護府，此時設(shè)在龜茲。——譯者注]的，在這里居住著中國人。這一日期相當于公元727年。[ 《美國東方學(xué)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三十三卷，安娜堡，1913年，見夏德《神秘的拂菻》（The Mystery of Fu-lin）一文，第202—204頁。]

現(xiàn)在談?wù)劵鄢膶嶋H證據(jù)，有以下關(guān)于波斯的細節(jié)：

又從吐火羅國（托卡里斯坦Tokharestan）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寔（阿拉伯人），大寔（阿拉伯人）是波斯王放駝戶，于后叛，便煞（殺）彼王，自立為主。然今此國，卻被大寔（阿拉伯人）所吞。衣舊著寬氎布衫，剪須發(fā)。食唯餅肉，縱然有米，亦磨作餅吃也。土地出駝、騾、羊、馬， 出高大驢、?布、寶物。言音各別，不同余國。土地人性，受與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師子國（錫蘭）[ 錫蘭島被稱為薩蘭迪布，是當?shù)貙ιち_德里帕（Sinhala-dwipa）的別稱，又稱“獅子 島”，即有獅心的人。] 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亦向昆侖國[ 從上面引用的兩本經(jīng)文來看，昆侖一定是一個馬來亞國家。夏德認為它與非洲的東海岸有關(guān)，那里是索法拉，盛產(chǎn)黃金。但索法拉并不是黃金的唯一產(chǎn)地；馬來亞的塔因昆（Ta-yin- k’un）也產(chǎn)黃金（supra, p. 99）。]取金，亦泛舶漢地（中國），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殺生（牛），事天，不識佛法。又從波斯國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國。彼王不住本國，見向小拂臨國住也。為打得彼國，彼國復(fù)居山島，處所極罕，為此就彼。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毛毱，亦有寶物。衣著細疊寬衫，衫上又被一疊布，以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女人亦著寬衫。男人剪發(fā)在須，女人在發(fā)。吃食無問貴賤，共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筋取，見極惡，云自手殺而食，得福無量。國人愛殺，事天（真主安拉），不識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 《美國東方學(xué)會雜志》，第三十三卷，見夏德《神秘的拂菻》一文，第204—205 頁。]

這段史料的分析揭示了幾個極其重要的事實。首先，波斯人“天生就熱衷于商業(yè)”。這本是由科斯馬斯和普羅科匹厄斯的證據(jù)獨立建立的結(jié)論。其次，波斯人乘船到錫蘭尋找寶石。這一信息也在十年前，即717年金剛智航行時被披露過。第三，購買“絲綢制品”驅(qū)使波斯人直接航行到廣州。這是費瑯建立在語言材料的基礎(chǔ)上得出的結(jié)論。第四，也是最后一點，波斯人習(xí)慣在西海和南海航行。這一事實表明，波斯人的航?；顒釉诠?27年達到頂峰，因此，它一定早在這個日期之前就開始進行了。由于這些原因，我傾向于相信早期穆罕默德時代的波斯人航海活動只是薩珊波斯時期航海的延續(xù)，正如費瑯先生所說，波斯人是阿拉伯與遠東貿(mào)易的發(fā)起者。

因此，在波斯和阿拉伯航海史上，公元758年都是特別重要的一年。758年，波斯人在中國的數(shù)量足以燒毀一個相當于廣州大小的海港，也正是在公元758年，第一次獲得了阿拉伯與遠東海上貿(mào)易的記錄。[ 根據(jù)夏德和柔克義的推測，“阿拉伯人似乎早在公元300年就在廣東有了一個定居點或殖民地”（《趙汝適及十二、十三世紀的中國與阿拉伯貿(mào)易》，第4頁）。唯一引證的事實是：“從婆羅門的南部邊境，莫萊（Mo-lai）到武拉（Wu-la），所有（這些）都是綠海的東岸（海洋的阿 拉伯名字）。因此，它的意思是整個印度西海岸”（《趙汝適及十二、十三世紀的中國與阿拉伯貿(mào)易》，第6 頁、第12 頁）。]在我看來，阿拉伯人在這一貿(mào)易中占優(yōu)勢的確鑿證據(jù)表明，在史料中第一次記錄下他們來到中國的一百二十年后，阿拉伯穆斯林仍然只是商人，與景教商人、瑣羅亞斯德教徒和猶太人共享廣府（今天的廣州）。尸羅夫的商人阿布·賽義德·哈桑

（Abu Zaid al-Hasan）說 [ 尸羅夫的哈桑：《中國印度見聞錄續(xù)編》，見雷諾多《航海交流史》（Relation des Voyages），

第二卷，巴黎，1845 年，第62 頁。]：

在中國，出了一個名叫黃巢（Baichu）[ 或者更確切地說，Babshu。]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從民間崛起的。此人初 時以狡詐多謀、仗義疏財聞名于世，后來便搶奪武器，打家劫舍。歹徒們追隨如流， 集結(jié)在他的周圍。他的勢力幾于壯大，人馬日益增多。于是， 他的野心膨脹起來了。在眾多的中國城市中，他開始向廣府（廣州）進發(fā)。這是阿拉伯商人薈萃的城市，從海邊走去，還有幾天的路程。廣府位于一條大河之畔，河水是談水。廣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nèi)，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fā)生在回歷264年（公元878年）。最后，他終于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jù)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nèi)，僅寄居城中經(jīng)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這四種宗教徒的死亡人數(shù)能知道得這樣確鑿，那是因為中國人按他們的人（頭）數(shù)課稅。黃巢還把那里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都砍光了。我們特意提起桑樹，是因為中國人用桑樹的葉子喂蠶，喂到蠶把自己包裹起來（藏在繭中）為止。因此，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國失去貨源，特別是失去絲綢的原因。

他洗劫廣府以后，又接二連三地搗毀其他城市，中國皇帝已經(jīng)倉皇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amdan，長安）的京城?；实壑坏蒙釛壘?，逃到鄰近西藏邊境的穆祖（Mudhi，成都），在那里設(shè)置了行宮。[ 起義發(fā)生在唐僖宗統(tǒng)治時期（公元874—889年），根據(jù)中文史料的記載，800萬人喪生，血流成河！]這樣，叛黨的天下不僅得以繼續(xù)保持，而且勢力越來越大。黃巢所追求的，只是為了破壞一切城市，屠殺那里的居民，因為他不是皇族出身，也不是那種抱有野心，想要獨攬一切大權(quán)的人物。他的目的只實現(xiàn)了一部分，所以時至今日，中國的事態(tài)依然停滯不前。[ 《中國印度見聞錄》，蘇萊曼和阿布·賽義德·哈桑文章的英譯本，見E.勒諾多（E.Renaudot），倫敦，1733年，第41—43頁。]

一件小事，可能會傷害一個受傷的人，公元878年，中國農(nóng)民起義導(dǎo)致阿拉伯的貿(mào)易暫時癱瘓，這對瑣羅亞斯德教商人來說是致命的，他們在波斯帝國被推翻后，又幸存了幾個世紀。當法律和秩序恢復(fù)，中東恢復(fù)與遠東的貿(mào)易時 [ 根據(jù)馬蘇第的說法，大概是在11 世紀（寫于回歷336 年，公元947 年，重寫于回歷345 年， 公元956 年；Meynard, Vol.I，第308頁），來自巴士拉和中國的船只在箇羅（馬六甲=Kerah或Kra）相遇?！霸诠糯?，中國船只駛往阿曼島、尸羅夫、法爾斯和巴林海岸，到達烏布拉和巴士拉，來自這些地方的船只也與中國直接貿(mào)易；只是在秩序不再值得依靠之后。他們才開始在這個中間點貿(mào)易?！盷，波斯人走了，大食人也都走了。[ 我在這里引用的“波斯”一詞，限定為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因為波斯穆斯林直到葡萄牙人發(fā)現(xiàn)好望角路線后才逐漸喪失競爭力。]

選自[印度]哈迪·哈桑：《波斯航海史》，徐弛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3年5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