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香餳白杏花天
“民以食為天”，考察近三百年的大唐風物，瞭望閭里巷陌中裊裊升騰的人間煙火，飲食，自然是我們對這個帝國首要的切入點。唐人吃什么？他們的飲食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出怎樣的狀態(tài)？在物阜民豐的背景下，唐人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怎樣的民生畫卷？穿行于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唐人饗宴，它們又和自由奔放的唐人社會生活實現(xiàn)了怎樣的映射與融合？
毫無疑問，唐代飲食文化成為中華飲食文化重要的勃興階段，緣于其大一統(tǒng)的帝國根基。在隋末的亂世烽煙中，李淵父子一路征伐，斬將搴旗，最終激活了一個全新王朝的氣脈。這個王朝的氣脈是如此騰動而有力，老牌的商業(yè)城市長安、洛陽煥發(fā)出更大的生機，日夜開放的貿(mào)易行棧和攤點店鋪，豐富了兩京的民生表情。隨著社會的安定，商業(yè)和交通的繁榮也順著大運河一路漫延，曾經(jīng)長途貿(mào)易的奢侈品轉(zhuǎn)而成為消費領(lǐng)域的必需品，許多固著一地的生產(chǎn)資料成為商品大流通中的重要支撐。當揚州、杭州、蘇州等一大批新興商業(yè)城市迅速崛起，當城市消費人口與日俱增，唐代飲食文化的繁榮與鼎盛，已經(jīng)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粥香餳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
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秋千。
——李商隱《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答》
李商隱的詩歌常常被人認為隱晦迷離，難于索解，以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但他的這首詩卻讓一碗粥的清香穿越千年，刺激著人們的味蕾。李商隱詩中所提到的“餳粥”，正是唐代民間非常有名的粥品，此粥加入杏酪、麥芽糖，不僅吃起來清香爽口，而且有著很高的營養(yǎng)價值。當然，對粥情有獨鐘的唐代詩人不只李商隱一人，而粥的種類更是五花八門。潤州詩人儲光羲曾對家鄉(xiāng)加入茶葉煮熟的“茗粥”念念不忘，留下了“淹留膳茶粥，共我飯蕨薇”的佳句；而皮日休的“朝食有麥，晨起有布衣”中所云的“”，同樣也是指粥。
由此，我們便可從詩人們一碗粥的鄉(xiāng)愁之中，得以切入唐人洋洋大觀、令人目不暇接的飲食種類。由于南北運河的開通，南方大量的優(yōu)質(zhì)稻米源源不斷地進入北方，和北方的麥、粟及各種雜糧一起，共同構(gòu)成了民間餐桌上的主食。人們的想象力顯然已不局限于一碗粥，在與多種原料的巧妙搭配過程中，一道道人間美食融入了唐人生活的智慧，更融入了唐人兼收并蓄的精神。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杜甫詩句里提到的這種“青精飯”，正是一種在唐代非常流行的主食。這種以稻米為原料的米飯，已經(jīng)不是簡單地將稻米蒸熟了事，而是有著非常精細的制作流程，需要將南燭枝葉搗碎，漬汁浸米，歷經(jīng)“九浸九蒸九曝”，做成之后，“米粒緊小，黑如璧珠”。據(jù)說這種又名“烏飯”的“青精飯”營養(yǎng)豐富，可令人重返童顏，深為道家所鐘。這就難怪杜甫希望吃上一碗“青精飯”，求得一副好顏色了。
除了令人垂涎神往的“青精飯”，“團油飯”作為一種在唐代風靡?guī)X南的美食，也在挑逗著我們的味蕾。這種米飯的制作工藝雖不似“青精飯”那樣需要經(jīng)過“九浸九蒸九曝”的繁復程序，但在配料上卻下足了功夫。它需將稻米與煎蝦，魚炙，鴨、鵝、豬、羊肉，雞子羹，蒸腸菜，姜桂，鹽豉等合制，這些配料一聽就已讓口水直流。吃“團油飯”得講究個日子，一般都是富貴人家婦女產(chǎn)兒三日或滿月行洗禮時食用——生命需要儀式，享用美食，同樣需要儀式。
以米為主料的主食還能舉出許多，像“王母飯”“雕胡飯”等，不一而足；說到唐代的另一主食——面食，更是與唐人生活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長安、洛陽兩京本身就是面食之都，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自古就以面食為主，唐王朝建立之后，盡管“稻米流脂粟米白”，在金黃的麥芒上接受自然的饋贈，尋找生活的詩意，仍是人們樂而不疲的舌尖意趣。唐代的面食是相當豐富的，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心頭之好，一塊面，一瓢水，在揉切搟壓之間，就變化出各種身姿，構(gòu)成了這個王朝特有的人間味道。
先來說說面條吧。在唐代，面條被人們賦予了許多好聽的名字?！袄涮浴保f的是過水的涼面，杜甫的《槐葉冷淘》，“青青高青槐嫩葉汁，采掇付中廚。新面來近市，汁滓宛相俱”，說的就是一種用青槐嫩葉汁和面的過水涼面。唐代醫(yī)學家昝殷在他的《食醫(yī)心鑒》中稱面條為“索餅”。在這位杏林高手看來，榆白皮索餅、羊肉索餅、黃雌雞索餅這些聽名字就很誘人的面條，不僅滿足著人們的胃腸之需，更是治病祛疾的食方。當然，面條還有一個名字，唐人再熟悉不過，那就是“湯餅”。所謂“湯餅”，其實就是湯面。束晰在《餅賦》中曾云：“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zhàn)，湯餅為最。”可見人們已經(jīng)將湯餅看作了御寒取暖的重要主食。當然，湯餅也是皇家之好，其中唐中宗李顯就十分喜食湯餅。然而，這位活在母后武則天陰影中的可憐皇帝，生命的最后結(jié)局同樣也和湯餅扯上了聯(lián)系。景龍四年（710）六月二日，就在復辟成功重登皇位僅僅五年之后，唐中宗李顯在高興地吃過自己寵愛的女兒安樂公主親手烹制的湯餅之后，口鼻流血，暴斃而終。他怎么也不會想到，那碗香氣四溢的湯餅，竟?jié)摬刂鹊膶m廷陰謀，而制造這起陰謀的，竟是自己最親的兩個人：一個，是曾和自己同甘共苦的發(fā)妻韋后；另一個，就是安樂公主，那個自己曾用衣袍包裹的李裹兒……
好了，讓美食沾染上血腥就倒了我們探尋唐代飲食的胃口，還是繼續(xù)我們的唐代面食之旅吧。如果說湯餅、索餅從名字上和我們今天所說的面條差得太遠，那么，作為面的另外一種表現(xiàn)形式——面點，則更容易激發(fā)我們的想象空間。在唐代，我們今天常說的“點心”一詞已經(jīng)出現(xiàn)。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載：“世俗例，以早晨小吃為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說?！表f巨源在他撰寫的《食譜》中說，他在官拜尚書左仆射后，宴請?zhí)浦凶诘拿纥c多達二十五種：“單籠金乳酥”，是一種蒸餅類的面食，用料中加入了一定的乳脂，出籠后色澤金黃，酥香可口；“見風消”，是一種油炸餅，同樣也是入口酥脆。尤其需要一提的是一種叫“唐安餤”的面食。這種面食是一種裹餡餅餌類食物，其顯著特點是直徑闊大，在餡料上下足功夫，在外觀上更是誘人。史載，唐懿宗的愛女同昌公主去世，“上賜酒一百斛，餅餤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可見這種面食的“塊頭”之大。更讓我們驚異的，是《清異錄》中的一段記載，內(nèi)中說“郭進家能作蓮花餅餤，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當面食成為一件件精美的藝術(shù)品，唐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浪漫精神怎能不令后人折服？
當然，唐人舌尖上的美食豈是米食和面食所能道盡，豐富多彩的副食同樣也在見證著這個帝國的繁華。牛、羊、豬、雞這些肉食，已經(jīng)成為唐人的剛需，而喜歡狩獵的唐人，更是將鹿肉看作上等美味；南方的海味珍品也成為北方人的鐘愛，蛤蜊、鮑魚、蝦、蟹、章魚、海蜇等一系列食材，帶著澎湃的海潮聲，浩浩蕩蕩地加入唐人飲食的方陣之中。隨著食材的多元化，唐人的烹飪技術(shù)也在實現(xiàn)著飛躍?！队详栯s俎》講了一個故事，說是在貞元朝，有個將軍家里什么都可以做成美食，“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祿，修理食之，其味極佳”。而《清異錄》里記載的一個法名梵正的比丘尼，簡直就是一個美食藝術(shù)家，用醬肉、肉干、魚鲊、醬瓜等食材，硬是拼成了王維所居的輞川別墅二十一道景致。當豐富的食材激發(fā)出唐人豐富的想象力，當舌尖上的唐朝將四溢的香氣彌散在歷史的深處，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帝國的驕傲！
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
寄與饑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白居易《寄胡餅與楊萬州》
唐代的開放與包容，不僅讓這個強盛的帝國廣有四海，萬邦朝覲，更讓各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成為一道壯觀的風景，樂天居士這首詩中所提到的這枚小小的“胡餅”，正是在其中扮演了文化導入者的角色。如果說湯餅、索餅并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餅”，那么，從西域傳來并廣泛融入唐人生活的“胡餅”，則和我們今天吃的燒餅十分接近。這種胡餅是在爐中烘烤而成，上著胡麻，內(nèi)可著餡。據(jù)說唐代有一種叫“古樓子”的帶餡胡餅很受歡迎，《唐語林》載：“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于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痹诰熼L安，胡餅已是人們司空見慣的異域美食，街市上不僅有流動吆喝著賣胡餅的小商販，還有很多負有盛名的老字號，像長安的輔興坊，就是一爿胡餅攤鋪扎堆、食客云集之處。當然，很多人對這種美食喜之愛之，更愿親手做之，美食達人白居易就是其中一位?！昂轱灅訉W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
寄與饑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痹谶@首小詩中，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將自己親手焙制的胡餅寄與友人萬州刺史楊敬之時的那份得意之情。彼時的白居易，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被顧況奚落為“長安居，大不易”的外省少年，而是一個深諳長安風物的達官顯宦，這幾枚他親手焙制的胡餅，與其說是送給友人的，莫如說是在彰顯著他對長安這座兼收并蓄的國際化大都市的同頻與融入。
當然，說到胡餅，有一個人需要提及，他就是大唐最富傳奇色彩的皇帝——唐玄宗。這位打造了開元盛世的皇帝，駕駛著唐王朝的馬車駛?cè)肓俗钶x煌的路口，但他在這個路口滋生的惰性，讓他失去了繼續(xù)直行的動力，駛上了不可逆轉(zhuǎn)的窘途。據(jù)說安史之亂長安失陷后，唐玄宗倉皇逃往蜀中，路上饑渴難耐，“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曾經(jīng)在開元這個年號下勵精圖治的唐玄宗也許不會知道，胡餅的盛行，正是在那個海晏河清的時代；而當唐玄宗走向天寶這個年號，走向安史之亂后荒涼的驛道，食遍珍饈的他驀然發(fā)現(xiàn)，他手中拿著的胡餅才是世間至味！這是怎樣的人生戲謔啊！
毫無疑問，在唐人的飲食結(jié)構(gòu)中，外來食品已然成為重要組成。胡餅的風行，只是唐人飲食“胡化”的一個縮影，隨著“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從西域傳來的許多食品如畢羅、奶酪、黃油等越來越受到上流社會的喜愛。這種喜愛是可以迅速傳染的，當眾多西域食品從王府走向民間，它們的生命力便愈發(fā)旺盛。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jiān)明經(jīng)，失姓名，晝寢，夢徙倚于監(jiān)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jīng)姓氏。明經(jīng)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泵鹘?jīng)因訪鄰房鄉(xiāng)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jīng)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眽粲X，遽呼鄰房數(shù)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jīng)大駭，褫衣質(zhì)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jīng)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這段文字出自晚唐志怪小說家段成式所撰的《酉陽雜俎》，和“黃粱一夢”的故事異曲同工，將民間飲食和一個書生的入仕之夢締結(jié)在了一起。所不同的是，在黃粱一夢中出現(xiàn)的主食是產(chǎn)自中國北方的黃米，而《酉陽雜俎》提到的這個參加明經(jīng)科考試的書生在夢中吃的是一種叫“畢羅”的食物。這種食物傳自西域，《酉陽雜俎》將其列入“衣冠家名食”，是當時在中原非常有名的一種面點。從上文的記載看，畢羅是按斤計量的，在長安銷售這種西域美食最火的地方，應該是在長興里。這個后來科舉及第的考生，通過一個美麗的“畢羅之夢”達成了自己心中的夙愿，足見中國文人的夢境與中華飲食的聯(lián)系是多么深遠。
如果說《酉陽雜俎》記載的這個故事還是西域美食在唐人小說中的折射，那么在《朝野僉載》中記錄的這則故事，則讓我們看到胡風已經(jīng)融入唐人的三餐之中?！冻皟L載》云：“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乃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這個叫張衡的官員看來夠倒霉的，不過是因為沒控制住自己肚里的饞蟲，在路邊攤買了個新出鍋的蒸胡餅，沒有考慮到朝廷命官的威儀體面，當街騎在馬上大快朵頤，便落得個被御史彈奏的下場，使本應升的職沒升成。這則故事，讓我們從另一個側(cè)面看到了胡風飲食在唐代的風行。在路邊攤燒得旺旺的爐火旁，一個個鮮香誘人的蒸胡餅讓匆匆趕路的人停下腳來，就連王公貴胄，為了能吃個熱乎，吃個新鮮，也可以全然不顧形象體統(tǒng)，這才是大唐美食的魅力所在！
當然，在包羅萬象的大唐舶來飲食中，胡族肉食的種類和做法也讓喜歡接受新奇事物的大唐子民迅速成為它的擁躉。有一道名為“渾羊歿忽”的特色菜肴便是胡風漢化的結(jié)果。這道菜的做法是，將肉和糯米用五味調(diào)好，塞入去除內(nèi)臟的仔鵝腔內(nèi)，將仔鵝裝入剝皮去內(nèi)臟的羊腹中，然后用線縫合，放在火上烤，最后將仔鵝取出食用。這種做法，就是借鑒了胡人的“胡炮肉法”，并結(jié)合漢人的飲食習慣做了稍許改進。
除了烹制上導入胡風，一些蔬菜的引入更為豐富唐人的餐桌提供了多種可能：像源自波斯的菠菜，在唐人看來，不僅味美，且有解毒的功效；胡瓜、胡芹、酢菜、甜菜這些西域菜蔬，更是在唐人飲食中司空見慣，尤其是制糖法的導入，更讓唐人的味覺變得豐饒起來。
主人雕盤盤素絲，寒女眷眷墨子悲。
乃言假使餳為之，八珍重沓失顏色。
——司空曙《長林令衛(wèi)象餳絲結(jié)歌》（節(jié)選）
司空曙的這首詩，說的正是糖在唐人菜肴中的作用。據(jù)《本草綱目》記載，制糖之法“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傳其法入中國。以蔗汁過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為蔗餳，凝結(jié)有沙者為沙糖。漆甕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為石蜜、為糖霜、為冰糖也”。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傳自西域的制糖法已經(jīng)在唐代民間廣泛推行，它們和同樣傳自西域的胡椒等調(diào)味料品一起，共同構(gòu)成了唐人的五味，融入了唐人生活的苦辣酸甜。
與林林總總的大唐美食相伴生的，是繁華熱鬧的食材市場和人聲鼎沸的店鋪酒肆。
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
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
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
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練。
——杜甫《病后遇王倚飲贈歌》（節(jié)選）
杜甫這首詩，是他在滯留長安時所作。本來就煙火不舉，又生了一場大病，杜甫不由顧影哀嘆自己“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但遇到友人王倚，卻讓詩人的身體康復了大半。友人很熱情地請他吃飯，不僅召喚家人去市場買米，且讓妻子親自下廚。從這首詩里，我們能看到王倚和杜甫深厚的友誼，同時也知曉了一個信息，那就是，長安當時的市場已是相當豐富和便民。人們臨時要買點糧食做飯，去糧市上就可以很方便地買到。隨著唐代商品流通的活躍，長安郊區(qū)“百姓多端以麥造面，入城貿(mào)易”，而這種糧市的繁榮，顯然不局限于京師。在各類文獻記載中，我們看到，山東的萊州、江西的洪州和福建的漳州都已經(jīng)出現(xiàn)糧食交易的市場，甚至地處西北邊境的西州，糧農(nóng)們的叫賣聲也是此起彼伏。從吐魯番阿斯塔那一處墓葬出土的開元年間的文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份當?shù)厝思业馁~目，其中記有“五月五日，六十糴面”，也就是說這戶人家在這一天買面用了六十文錢。當萬里神州的炊煙裊裊升起的時候，大唐子民們已經(jīng)在遍布全國的糧市中，感受到生活的便捷。
肉類市場的發(fā)展和糧市并駕齊驅(qū)。唐人的食肉之風拉動起屠販業(yè)，這些屠販業(yè)者，多為家傳。他們宰殺的一般都是家養(yǎng)牲畜，也有販賣來的，但都是現(xiàn)宰現(xiàn)賣。在長安最熱鬧的東西兩市，大大小小的屠肆，是他們比拼手藝的擂臺，更是他們養(yǎng)家糊口的陣地。長安如此，各地亦然?！短綇V記》曾記錄了一件發(fā)生在晉州屠肆的趣事，說是有一屠戶在市東殺豬，本以為已經(jīng)將豬殺死了，沒想到豬竟沒死，而是一路流著血狂奔到了市西，在一家店鋪主人床下藏了起來。這個屠戶拿著刀滿頭大汗地追過來，人們都問他出了何事，這屠戶便講清來由，并說自己殺了一輩子豬，還是頭一次遇到這種怪事，說著就要去床下拖拽這只豬。周圍看熱鬧的人紛紛責怪這個屠戶，最后竟然一起湊錢從屠戶手中贖回了豬的性命。這只特立獨行的豬，無疑交了“豬生”難得的好運。而說到在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屠戶，也有轉(zhuǎn)運的時候，據(jù)說中宗朝賣官鬻爵之風極盛，“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其中，穿上官服坐上高位的屠戶，大有人在。
繁榮的糧市，紅火的肉市，只是大唐食材市場大流通、大開放的一隅，“城邊魚市人早行，水煙漠漠多棹聲”（張籍《泗水行》），在琳瑯滿目的魚市，新鮮的河魚海魚等各類水產(chǎn)，能讓趕早市的大唐百姓吃上漁民們起早打來的第一船美味；“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白居易《放魚》），在喧囂熱鬧的菜市買菜的，不僅有像白居易這樣的達官貴人的家僮，也有最普通的市民；日本僧人圓仁所云“遇五臺山金閣寺僧義深等往深州求油歸山，五十頭驢馱油麻油去”一事，讓我們看到在長安之外油市的普遍；而在《太平廣記》中所載道士張謹“嘗客游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則說明了果品市的繁盛……這些商業(yè)行市的涌現(xiàn)，無疑讓唐人在購買食材時有了更細致的劃分和更明確的市場指向。
與各類細分的商業(yè)行市相應和的，是各類食肆餐館。在前面我們已經(jīng)講過，餅類等面食是唐人尤其北方唐人的主食，和這種需求相適應，在長安街頭，大大小小的餅肆生意格外紅火。《資治通鑒》曾記載，順宗朝王叔文集團搞“永貞革新”的時候，許多人為了攀附王叔文，都得排隊等著他接見，而他們等候的地點，就在長安坊中的各類餅肆之中，可見在長安，餅肆已呈現(xiàn)鱗次櫛比之勢。當然，這些賣餅的店家之間競爭也很激烈，他們每天很早就起來營業(yè)，但由于地界和營銷方式的優(yōu)劣，這些賣餅的店家也是貧富參差，有的生意火爆，有的則貧窘可憐。
除了遍布城市的餅肆，各類餐館也比比皆是。據(jù)陶谷《清異錄》記載，在長安城內(nèi)，有個人呼張手美的餐館，生意相當興隆，“水產(chǎn)陸販，隨需而供，每節(jié)則專賣一物，遍京輻輳號曰澆店”。能達到“遍京輻輳”的程度，說明張手美餐館確實經(jīng)營得有特點，不僅菜品豐富，而且廚師的手藝高超，尤其是它“每節(jié)專賣一物”的營銷方式，應當是早早就深諳了商業(yè)的“饑餓營銷”戰(zhàn)術(shù)。餐館是大快朵頤之地，自然也是拉近關(guān)系之地?！稄V異記》中講述了一個故事，說是有個叫李洽的人被閻羅王所派捕吏抓獲。這幾個捕吏押著李洽經(jīng)過市場，“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李洽便問：“君欲食乎？”捕吏點頭，于是李洽“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止得一味，與吏食畢，甚悅”。這李洽慷慨地請捕吏們吃了頓好飯，捕吏們對李洽的態(tài)度自然會好起來，且面授機宜。后李洽被送回，“因此得活”。
今年春已到京華，天與吾曹雪怨嗟。
甲乙中時公道復，朝廷看處主司夸。
飛離海浪從燒尾，咽卻金丹定易牙。
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園花。
——黃滔《喜陳先輩及第》
唐朝飲食業(yè)的高度發(fā)達，帶動的是上至官場下至民間的饕餮之風，大到一次極致奢華的皇家饗宴，小到普通百姓的團圓之聚，品種翻新富于變化的大唐美食，和皇帝的排場、官員的升遷、舉子的登第、百姓的歡樂緊密締結(jié)在一起，構(gòu)成了大唐特有的風情畫卷。晚唐詩人黃滔的《喜陳先輩及第》中所提及的“燒尾”一詞，正是風行于唐代的特有的宴會形式。
關(guān)于“燒尾”一詞，學界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指新授官員按例向皇帝獻食，名曰“燒尾”?！杜f唐書?蘇瑰傳》載：“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為燒尾?！庇刑埔淮?，燒尾之風自太宗貞觀朝起，漸成慣例。文武官員們職位晉升了，需要請客吃飯，而這些爵加一等的官員要請的“客”不是別人，正是當朝皇帝！按理說，皇帝水陸八珍什么沒吃過，但從太宗到高宗、從武后到中宗，哪一朝皇帝好像都十分在意大臣們的這份“燒尾”獻食。高宗李治打贏了高麗，群臣使出渾身解數(shù)，拿出家里廚子最好的手藝，進獻給高宗，高宗特意安排在玄武門觀德殿接受朝賀。武后當政，建安王武攸宜“輒獻食一百轝。伏知金雞瑞鼎，盈上帝之珍羞；玉女行廚，盡群仙之品味”。到了中宗朝，獻食之風尤盛，唐人封演在其《封氏聞見記》記錄了一場盛大的燒尾之宴：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戶部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shè)食。至時，敕衛(wèi)尉陳設(shè)，尚書省諸司各具彩舟游勝，飛樓結(jié)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jié)重樓，兼聲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為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為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鄙狭钊∨?，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在這段記載中，有四個字引人關(guān)注，那就是“上命燒尾”。當官員升遷之后的獻食漸漸發(fā)展成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官員們的“燒尾宴”已經(jīng)由當初的主動為之變成了一紙詔命。文中所說的這三個人，兵部尚書韋嗣立、戶部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崔湜都得到了晉升，焉有不獻食感謝浩蕩皇恩之理？皇帝興致好，將三人獻食的地點選在了碧波蕩漾的興慶池，這三位高升的官員當然不敢含糊，紛紛飛樓結(jié)艦贏得皇帝歡心，為了不失顏面，崔湜還使了點偷梁換柱的小聰明，結(jié)果被人識破，好不尷尬。如果說這段文字只是通過這些盛大的獻食聲勢，讓我們對一千多年前的那場燒尾宴浮想聯(lián)翩，那么，同樣是在中宗朝，一個叫韋巨源的人在官拜尚書左仆射之后所獻的燒尾宴，則成為唐代有關(guān)燒尾宴的記載中，唯一留下菜譜的一次。在這份豪華的菜譜中，共羅列了五十八種菜品，每一種菜品都注明了用料及制作方法，無論是清燉、蒸煮、煎炸，還是燒烤、爆炒、腌漬，都匠心獨運，頗具創(chuàng)意，而這還只是菜譜，至于面點，更是達到二十五種之多。一場燒尾宴，已然成為臣子們競奢邀寵的載體，而接受朝賀的皇帝，則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美食大餐中，建立起九五之尊的神圣與威儀！
“燒尾”的另一解釋，便是前面那位叫黃滔的詩人所說的語境了，即學子新登第時的賀宴。關(guān)于“燒尾”之“尾”，一說是指“虎尾”，“說者謂虎變?yōu)槿?，惟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二曰羊尾，“云新羊入群，乃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三為魚尾，唐人傳說“魚化龍時，雷火燒尾”，喻指進士及第，魚躍龍門。晚唐詩人黃滔的那位親友，正是在登第之后，擺了一道燒尾宴，答謝賓朋。時隔千年之后，我們仿佛還能聽到當時的觥籌交錯之聲，數(shù)年寒窗苦讀，一朝榮登富貴，這頓燒尾宴應該是花了不少錢，但主人的這次請客，無疑是他人生最高興最暢快的一次！
登第的舉子們完成人生一大夙愿，自己要請客吃飯；皇帝將天下人才納入彀中，也要大宴群臣。從中宗神龍年間至僖宗乾符年間，歷經(jīng)一百七十余年，唐代皇帝們每年春天都要在發(fā)榜之日于曲江之濱大宴群臣，新科進士們享用著皇帝賜予的美食，欣賞著曲江邊上的麗人之舞，心中的驕傲便也達到了頂點。這也就難怪幾次科舉落第的黃巢看著歌吹震天的曲江盛宴氣得咬牙切齒。“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寫過那首著名的反詩之后，他在老家山東拉起一支義軍隊伍，最終殺入長安，不僅讓大唐帝國氣息奄奄，更讓一年一度的曲江之宴徹底封存！
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
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弦聲。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節(jié)選）
獻食也好，賜食也罷，說到底是上流社會之間的觥籌交錯，而真正的民間之樂，同樣融匯在大唐飲食業(yè)的繁盛之中。王建的這首詩所描述的“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的場景，正是當時唐代汴州的喧囂熱鬧的夜市。中唐以后，夜市開始大量出現(xiàn)，燈紅酒綠之中，三五好友在餐館食肆或是聚會小酌，或是親朋故舊推杯換盞出拳行令，構(gòu)成了大唐五彩斑斕的夜生活，而這種夜生活越往南走，隨著氣溫的升高，越是熱鬧。這其中，最具人氣的當屬蘇州的夜市船宴，“宴游之風開創(chuàng)于吳，至唐興盛”。清顧祿在其《桐橋倚棹錄》中云：“沙飛船，多停泊野芳浜及普濟橋上下岸。郡人宴會與估客之在吳貿(mào)易者，輒賃沙飛船會飲于是。船制甚寬……艄艙有灶，酒茗肴饌，任客所指”，“船之大者可容三席，小者亦可容兩筵”。
這種風俗在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期間更是發(fā)展到極致，隨著山塘河被鑿通，人們乘船夜宴游虎丘之風日盛。當潺潺的流水聲被船上鼎沸的食客之聲淹沒，當高高掛起的紅燈籠在水面投射出美麗的倒影，一起醉倒的，便不是一船船的唐人，而是一個歌舞升平的王朝。
更重要的還是各地菜系的交流與融通，長安、益州的百姓可以吃到正宗的嶺南菜和淮揚菜，而揚州、杭州大大小小的北食店、川食店也在挑逗著人們的味蕾。一個帝國的興盛，飲食業(yè)的繁榮無疑是晴雨表，當豐富多樣的主食搬上人們的餐桌，當頗具創(chuàng)意的菜肴香飄街衢巷陌，當遍地胡風打開唐人的胃口，當餐館食肆豐富起人間的煙火，我們要說，這就是大唐，一個開放、包容、充滿浪漫情懷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大唐！
將進酒，杯莫停
提到大唐飲食，酒是不容忽視的存在。在這個轟轟烈烈的王朝存續(xù)的歷史段落中，酒是開胃劑，它打開了唐人大快朵頤盡享珍饈美饌的胃口；酒是助興劑，生在鶯歌燕舞活色生香的大唐，太需要浮上一大白了，唯其如此，才配得上那個豪放的時代；酒更是燃情劑，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的唐代詩人，有多少不是因杯中之物激發(fā)了生命的靈感？有多少不是在唱酬應和之中，寫出了膾炙人口傳誦千載的佳作？是酒，讓這個王朝在醉了自己的同時，也醉了后世千年；是酒，讓這個帝國在信馬由韁的同時，也擁有了磅礴的詩意和感性的光芒！
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當汩汩而出的玉液瓊漿流經(jīng)唐朝，更是散發(fā)出醉人的醇香。在唐以前，平民造酒、飲酒多有禁令，相傳夏禹時期的儀狄發(fā)明了釀酒技術(shù)，他因“始作酒醪”，“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焓鑳x狄而絕旨酒”。這段記載于《戰(zhàn)國策》的文字，讓我們知道，自中國有酒之日始，便有了嚴格的酒禁。到了漢代，酒禁似乎就更加嚴苛了，漢律中曾特別強調(diào)：“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边@些前朝統(tǒng)治者也許都不喜歡他們的臣民天天沉歌醉舞的樣子，但當骨子里融入了胡人氣血的李唐王朝接著續(xù)寫歷史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不放開酒禁，就仿佛抑制住了它的呼吸，而打開一個個酒壇，也就打開了唐人的精氣神！
由此，唐人釀酒之多，飲酒之盛，便成為這個王朝一道特有的風景。唐朝的歷代皇帝都將百姓飲酒視為一件“政和民樂”之事，唐穆宗聽說公卿士庶“時為歡宴”，甚至還說過“時和民安，甚慰予心”這樣的話。而除了不禁酒，作為皇都的長安，還多次“特免其榷”，成為當時全國唯一一座釀酒不納稅的城市，這自然吸引了各地的釀酒高手販酒商旅會聚長安，在此開坊興業(yè)。有了這些政策的推動，長安人乃至整個大唐子民，還愁沒有名酒可喝，沒有佳釀可醉嗎？
讓我們來看看《唐國史補》里列出的一串唐代名酒吧，“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在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盛行于唐代的十四種名酒，它們分別來自湖北郢州、浙江烏程、河南滎陽、陜西富平、四川成都、山西永濟、廣東廣州、四川雙流、江西九江，再就是都城長安的幾種酒。
顯然，從地域分布看，這十四種酒已經(jīng)是遍及大江南北，而要說到這十四種酒的名氣，更是讓人叫絕。郢州春酒一直都是名聲在外，據(jù)說一個叫張去奢的官員做了該州刺史之后，更是任用郢州人為酒正，將郢州春酒打造成了一款御用佳釀。而若下酒的名聲，則是被詩人白居易傳開的，我們來看看他的這首詩：
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
萍醅箬溪醑，水鲙松江鱗。
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
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
——白居易《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節(jié)選）
“萍醅箬溪醑，水鲙松江鱗?！崩削野讟诽爝@兩句詩，描繪的正是一次盛大的酒宴。酒宴之上，有江南佳麗助興，有松江鮮魚可食，當然，更少不了當?shù)丶厌劇粝戮疲七^三巡之后，白居易借著微醺，一首佳作便脫口而出。白詩本來就是“老嫗能解”之詩，隨著此詩在坊間的迅速流傳，若下酒自然也便香飄大唐了。
在《唐國史補》所羅列的名酒名錄之中，有一種酒直到今天仍是酒中名品，那就是產(chǎn)自唐時劍南道的四川劍南春酒。四川酒史悠遠，早在巴蜀時代，蜀人就將酒作為祭祀之物。到了西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溺情私奔當壚賣酒的故事，則為四川的酒文化平添了一分浪漫。而進入唐代，“天府之國”更是成為中央政權(quán)的“大后方”，繁榮的商業(yè)和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讓這里好酒頻出，劍南燒春便是遐邇聞名的一個品牌。劍南燒春的主產(chǎn)地在成都，是一種濃香的燒酒。在成都地區(qū)特有的水質(zhì)和特有的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劍南燒春醉人的酒香彌散在巴山蜀水之間，也彌散進唐人的詩行?！案鑿挠洪T學，酒是蜀城燒”，李商隱對其念念不忘；“制衣新濯錦，開醞舊燒罌”，這是賈島送友人雍陶及第回成都寧親時對他提起的一點鄉(xiāng)愁；“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這是雍陶回成都喝上劍南春酒后，將自己的繾綣鄉(xiāng)愁傾倒進了一只只酒壇……
當然，科舉登第的雍陶不想回長安只是說說而已，回到長安，同樣還是能夠喝到家鄉(xiāng)美酒——由于之前提及的一系列免稅政策，生活在長安的唐人幸福地擁有了品嘗天下美酒的自由。而要說到許多土生土長的長安人最喜歡喝的，還是長安的地產(chǎn)酒——在長安西市，出產(chǎn)一款著名的“西市腔”，喝來回味綿長，為長安人所鐘愛。而長安常樂坊蝦蟆陵酒肆出產(chǎn)的郎官清、阿婆清，不僅是普通百姓喜愛的杯中之物，更是五陵公子們熱衷的一款好酒，盛唐詩人謝良輔曾有詩為證：
憶長安，臘月時，溫泉彩仗新移。
瑞氣遙迎鳳輦，日光先暖龍池。
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
——謝良輔《憶長安?十二月》
謝良輔被譽為越州詩壇盟主，其詩雖流傳不多，卻簡潔雋永，他這首詩所描寫的正是長安人在正月里家家戶戶去蝦蟆陵酒肆沽酒的盛況。當然，好飲的唐人可不僅僅局限于漢人釀制的美酒，那些西域佳釀同樣也是唐人的心頭好，前文所提及的三勒漿便是其一。三勒漿，是指用“庵摩勒、毗梨勒、訶梨勒”三種西域果子制成的一種果酒，“法出波斯”，多由胡人經(jīng)營。由于此果酒與酒類同，又帶有果味，頗受唐人喜愛。而說到由果子釀成的西域之酒，一定要提到葡萄酒。劉復《春游曲》中提到的“細酌蒲桃酒，嬌歌玉樹花”，說的就是當時頗為名貴的葡萄酒，而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更讓我們在諦聽古戰(zhàn)場馬鳴風蕭蕭的同時，將思緒帶入那個人們在葡萄酒的助興之下歡飲達旦的大唐時代?！澳嗣笄酰猴颈佚R，曲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jiān)之，毋有差貸?！边@段出自《禮記?月令?仲冬》的文字讓我們看到，中國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jīng)掌握了釀酒的關(guān)鍵技術(shù)，意識到了選料、制曲、炊漬及水、火、容器的重要性。而時間走到唐代，先民們歷經(jīng)千年的釀酒之法也有進一步的改進與提升。
一壇好酒，是由多種因素構(gòu)成的，首要的，是釀酒的原料。黍在北方廣泛種植，產(chǎn)量極高，一般都作為釀酒的主要原料。到了唐代，隨著“天下大計，仰于東南”，南方的稻米隨之成為釀酒的上好原料。“聞道云安曲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杜甫這首《贈嚴二別駕》所提到的曲米，即指稻米。當北方的麥浪和南方的稻浪一起交疊起金黃色的秋收圖景，整個大唐便開始進入一個醉人的時刻。
如果說“秫稻必齊”是釀酒的第一步，那么“曲蘗必時”則是關(guān)鍵的第二步。制曲技術(shù)的高低，決定了所釀之酒的醇釅程度。在唐以前，制曲的原料主要是小麥，將其蒸熟，用水溲和搗拌，放置陰涼處發(fā)酵，制成磚形的曲餅，曬干后就可作釀酒之用。這種以小麥為原料的曲餅又被稱作大曲，優(yōu)點是制曲技術(shù)悠久，工藝成熟，缺點則是釀酒時用曲太多而出酒率不高。隨著唐代南方稻米產(chǎn)量的提高，一種相對于大曲而言的“小曲”開始走進釀酒的工藝流程之中?！靶∏钡脑鲜堑久祝魄鷷r，“杵米為粉”，溲和成粉團之后，陰干發(fā)酵月余即成，釀酒時以其溲和糯米壓制，出酒率甚高。
三面樓臺百丈峰，西巖高枕樹重重。
晴攀翠竹題詩滑，秋摘黃花釀酒濃。
——許渾《寄題華嚴韋秀才院》（節(jié)選）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jié)，也是釀酒的季節(jié)——“秋摘黃花釀酒濃”。素有“千首濕”之稱的晚唐詩人許渾，創(chuàng)作的每首詩幾乎都與水有關(guān)，這一首則讓他的詩歌直接溢出了酒香。當然，對于散布大唐全域的釀酒人而言，一年四季都是制出佳釀的好時節(jié)：“從來作春酒，未省不經(jīng)年”，這是王績筆下的春酒時刻；“酒醅晴易熟，藥圃夏頻薅”，這是劉禹錫記錄的夏季釀酒；“新雪對新酒，憶同傾一杯”，這是白居易對冬雪釀酒的一份詩化記憶。而最富詩意的釀酒，莫過于《投荒雜錄》中記載的南方地區(qū)的許多釀酒方式，內(nèi)中云：“南人有女數(shù)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置酒罌，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fā)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同樣，這也是在冬季釀酒，但南方人的這種釀酒方式已經(jīng)融入了濃濃的親情，延續(xù)至今的紹興“女兒紅”，正是沿用了唐人的這種釀酒技術(shù)。千載而下，我們已經(jīng)無法統(tǒng)計有多少壇這樣的美酒送走了一個個出嫁的女兒，但我們相信，舐犢之情在歷史的時空里，早已彌漫成醇厚的酒香，千年不散，越久越濃。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白居易《問劉十九》
白居易這首著名的《問劉十九》，已經(jīng)成為人們約酒敘舊的委婉表達?！熬G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人們在吟誦這首詩的時候，腦海中立刻會浮現(xiàn)出一幅溫馨的候友赴約的畫面，但同時，也會對跳進詩人詩行的“綠蟻”二字生出一絲疑惑：綠蟻，莫非是綠色的螞蟻不成？其實，白居易的這首詩，恰恰道出了唐人釀酒時的一個有趣的環(huán)節(jié)——漉酒。由于新釀的酒上面浮起酒渣，色微綠細如蟻，所以被白居易趣稱“綠蟻”。一般而言，出現(xiàn)了“綠蟻”，便表明酒質(zhì)初熟，可以開甕直飲，若想讓酒的色質(zhì)更加純美，則需要一道過濾的工序，也就是漉酒的工序。漉酒時，在酒甕上置一酒床，酒床中空，繃以濾巾，亦稱漉巾，將帶有浮渣的初酒一點點傾倒于漉巾上，濾去浮渣，讓酒徐徐下滲，最終一壇甘洌清香的美酒便釀制完成。當然，漉酒這道工序也可隨喝隨漉，友人們來飲酒了，可以用一種竹編致密的笊籬臨時去除一些浮渣，現(xiàn)漉現(xiàn)喝，也別有一番情趣。
身處開放包容的時代，唐人的酒坊里，已經(jīng)不單純地用祖宗傳下來的技法釀制出一甕甕的美酒，一些舶來的釀酒技術(shù)尤其是西域的釀酒技術(shù)，同樣也在豐富著唐人的杯觥。隨著胡風東漸，唐人不僅對胡餅這類面食司空見慣，許多酒類如葡萄酒，也開始受到唐人的喜愛，飲葡萄酒，成為王公貴族身份的象征。事實上，中原人對產(chǎn)自西域的蒲萄酒并不陌生，《博物志》載：“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倍f到將葡萄酒的釀制方法傳入中原，則是在唐太宗平定高昌之后，史載：“及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即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唐太宗這位馬上天子，在將帝國的疆域拓展得空前廣大的同時，也以“天可汗”海納百川的胸懷吸納導入了西域的釀酒之法，讓唐人的杯中之物有了更豐富的內(nèi)容。和漢人白酒的釀制工藝不同，葡萄酒遵從葡萄自然發(fā)酵的原理，無須用曲蘗，喝起來口感甘美。當時，涼州葡萄酒最為著名，據(jù)說唐穆宗飲過此酒后，曾對其大加贊賞，稱“飲此酒頓覺四體融合，真‘太平君子’也”。
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李世民《賜魏徴詩》
當大唐的酒香在空氣中愈積愈濃，無論是宮廷還是民間，都涌現(xiàn)出許多釀酒的名匠，自唐始，朝廷更是專設(shè)了醞釀機構(gòu)，由光祿寺負責，下設(shè)良醞署統(tǒng)領(lǐng)宮廷和京城官府用酒。宮廷御用酒坊當然不乏釀酒的高手，但讓唐太宗嘖嘖稱贊的酒，卻是來自身邊一位重臣的家釀，他，便是以直言進諫著稱的魏徵?！搬佱X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边@首詩，正是唐太宗賜給魏徵的。此詩題下曾有注云：“魏徵善治酒，有名曰醽醁，曰翠濤。世所未有?！庇墒怯^之，魏徵不僅是一位忠耿之臣，同時也是一位釀酒大師。據(jù)說魏徵所釀的“醽醁”“翠濤”酒，均用金甕貯藏十年，味道醇美，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漢武帝時的名酒——百味旨酒“蘭生”和隋煬帝時的名酒——“玉薤”。
和魏徵一樣，在酒香四溢的大唐，很多官員也是出色的釀酒師。初唐的太學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絕當時”；“酒中八仙”之一李琎的家釀，“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具備”；而寫下“開瓶瀉尊中，玉液黃金脂”的白居易，更是每逢除夕，便將自釀的美酒遍賞鄉(xiāng)鄰。當博采眾長的釀酒技藝亮相于大唐的各處酒坊，當醇厚的酒香在宮廷與民間氤氳開來，大唐，焉能不醉？
與迅速發(fā)展的釀酒業(yè)相伴生的，是熱鬧喧嘩的飲酒熱潮。《新唐書》記載，到了唐代太和年間，酒產(chǎn)量巨大，“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余緡”，千文為緡，百五十六萬余緡，也就是十五億六千余萬文，而根據(jù)這段記載之前的一句小引“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來看，酒的產(chǎn)量已經(jīng)達到了千萬斗以上，足見唐人“海量”。喜歡飲酒的唐人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常常是“度其經(jīng)用之余，盡送酒家”，尤其是“及天寶以來，海內(nèi)無事，京師人家多聚飲”。逢年過節(jié)要飲酒，朋友相聚要飲酒，分手話別要飲酒，升官晉職要飲酒，酒已然成為唐人相互溝通的媒介，加深情感的紐帶。而為了浮一大白，唐人的率性也彰顯無遺，“脫貂貰桂醑，射雁與山廚”，這是用身上的華服換酒；“把取菱花百煉鏡，換他竹葉十旬杯”，這是用名貴的銅鏡換酒；“且賣湖田釀春酒，與君書劍是生涯”，這是干脆要把田產(chǎn)賣了換酒……這些被寫進《全唐詩》的換酒方式，當然不乏詩人們的夸張，但也著實反映了唐人對酒的癡狂程度。
《開元天寶遺事》有這樣一則故事，說是有個叫王元寶的富商，每年冬月大雪之際，都會令仆人在自家坊巷口掃出一條道來，躬身立于坊巷前，干什么呢？他要招呼過路的每個陌生人到自己家里喝酒，謂之暖寒之會。今天看來，王老板的行為應當視為富人的一種慈善之舉，而從另一個角度，則佐證了當時的唐人是有多么好飲??！能喝上幾杯，尤其是被素不相識的人拉去免費喝上幾杯，這一天的心情想必都是美美的，而這個叫王元寶的富商每年破費一點，既能博個好客樂善的名聲，又能進一步做大自己的生意，何樂而不為呢？
與唐人的“海量”相應，是唐人繁榮興旺的酒肆。在長安最活躍的商業(yè)區(qū)東市和西市，遍布大大小小的酒肆，賓客盈門，歡聲不斷。至于外郭的蝦蟆陵一帶，因是產(chǎn)酒盛地，更是酒肆遍地，“翠樓春酒蝦蟆陵”，說的就是蝦蟆陵酒肆的熱鬧繁華。除了京師長安，各地的酒肆同樣也是生意紅火。在釀酒業(yè)發(fā)達的四川，酒肆之多，直接被張籍寫進了詩里：“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游人愛向誰家宿?！睋?jù)說唐時成都有個舉子中了進士，宰相李固言看了他的“報狀”，得知他“家以當壚為業(yè)”，便“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他的家人十分不舍，“猶拒之”，可見當時川人開酒肆者眾多。當然，其他地方的酒肆盛況同樣也能在文字中找到：“城銜西面驛堤連，十里長江夜看船。漁市月中人靜過，酒家燈下犬長眠”，這是詩人張祜筆下的洪州；而人們耳熟能詳?shù)摹敖鑶柧萍液翁幱?？牧童遙指杏花村”，杜牧筆下的小酒館已經(jīng)直接開到了鄉(xiāng)野阡陌之中。
民間的飲酒之風盛行而濃烈，宮廷的飲酒之風就更不消說了。《新唐書》曾記載了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宴請回鶻朝貢官員時的盛況，“殿前設(shè)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坫趾注之瓶，轉(zhuǎn)受百斛鐐盎，回鶻數(shù)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jié)論。首先，是在唐代宮廷，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種非常有趣的斟酒方式：在殿前臨時建起一座高臺，臺上放置一個大瓶，于左閣埋地下管道，御酒通過管道直達臺下，再往上注入大瓶，大瓶再有管道將御酒引出，注入飲者的杯中。這很像我們今天的自來水，只不過，這條管道汩汩流出的，已是香氣撲鼻的“自來酒”。其次，從這段記載中，我們還能看出皇家用酒的排場。按照唐代的計量單位換算，一斛相當于今天的六十升，就是小斛也相當于今天的二十升，而這次宴會是“轉(zhuǎn)受百斛鐐盎”，也就是說，當時的“天可汗”唐太宗一高興，竟用兩到六噸酒款待了這個回鶻使團，可見宮廷酒的消費量之大。
當然，除了款待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要用到酒，日常的祭祀、宴會也要大量用酒。唐代儀制規(guī)定：每月初一、十五，即朔望日，因皇帝向諸陵薦食，不能親臨正殿，因而百官九品以上便到便殿覲見皇帝。廊下食便是基于朝參百官的實際需求而設(shè)的。貞觀四年（630）十二月，朝廷下詔云：“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頓”，也就是說，朝參之日，朝廷會命相關(guān)部門在朝堂外廊招待百官一頓，以示皇恩。想一想，每月宮廷要準備兩次大規(guī)模的廊下食，再加上日常的各種宴會，酒的需求量應當相當大。
當然，皇帝顯示浩蕩的皇恩可不單純局限于與官員們及各國使節(jié)們的宴飲，更多的還要與民同樂，而與民同樂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賜酺”。所謂賜酺，就是皇帝特許臣民歡聚飲酒的儀典。唐以前，皇帝們也都曾在全國范圍內(nèi)搞些賜酺的儀式，到了唐朝，隨著國運昌隆，賜酺就更加頻繁了，新皇帝繼位了要賜酺，改元、生子了要賜酺，出現(xiàn)祥瑞了要賜酺，立太子、皇孫滿月要賜酺，祭祀明堂、山川要賜酺，打了勝仗更要賜酺，而賜酺的天數(shù)，少則三天，多則九天，足見儀典之盛，排場之大。
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
尊罍分圣酒，妓樂借仙倡。
——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節(jié)選）
白居易這首詩，描述的是唐憲宗一次賜酺的盛況?！墩f文》有云：“王德布大飲酒也?！被识骰菁疤煜拢瑳]有酒是萬萬不成的。“尊罍分圣酒”，大唐子民分享的，是醇厚的美酒，更是王朝的榮光。每到賜酺之日，便是百姓的狂歡時刻，不僅可以縱情暢飲，還可以看到各種豐富多彩的文藝表演?！堕_天傳信記》曾對唐玄宗的一次大酺作過這樣一番記載：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吾衛(wèi)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以海內(nèi)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鄙蠌闹０仓?，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眾，曰：“逾此者死?！币允墙K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人敢犯者。
顯然，唐玄宗的這次大酺是熱鬧空前的，以至于他不得不找個得力的臣子劃出個“嚴公界境”來維持秩序。但這段記載也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身處承平時代的大唐子民們，已經(jīng)在升騰的酒香中沉醉。是酒，激活了大唐王朝的個性；是酒，點燃了大唐王朝的熱情！
毫無疑問，在酒中張揚個性釋放熱情達到最高點的一群人，正是以一部《全唐詩》樹起中國文化標桿的唐代詩人群體。這個詩人群體，與酒的關(guān)系是如此密不可分。得意，失意，聚首，離別，感世，抒懷——沒有酒的導入，他們就不會將人生的這些情緒落諸筆端，付諸文字；沒有酒的發(fā)酵，他們就不會將生命的細節(jié)滋生成美麗的韻腳，放大成傳誦千年的詩篇！
還是讓我們放眼全唐初盛中晚四個時期，領(lǐng)略一下這四個時期“酒仙”級的詩人吧！
先來看初唐詩人王績。王績一生三仕三隱，和酒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他放棄了六合縣丞的官職回歸故鄉(xiāng)，是因為酒，在任期間，“嗜酒不任事”；他樂得討個待詔門下省的虛職，也是因為酒，因為有了這個資格，朝廷便“每日官給酒三升”，侍中陳叔達聽聞王績好飲，干脆自作主張，將王績的供酒增至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而他自請去擔任一個太樂丞的閑職，還是因為酒，他聽說太樂史焦革家擅釀美酒，就直接奔著酒香去了！及至后來隱居不仕，王績更是終日與酒為伴，在其五十余首詩歌中，涉及酒的詩就占了一半之多！不僅如此，王績還依循焦革家釀酒法，兼采杜康、儀狄以后善釀之法編為酒譜，并以酒濡墨，一揮而就完成了《醉鄉(xiāng)記》《五斗先生傳》等雄文，被太史令李淳風譽為“酒家之南、董”。國力處于上升期的初唐，有了一個王績，便奠定了一種疏狂奔放的唐人氣質(zhì)！
再來看盛唐酒仙李白。李白是詩中之仙，更是酒中之仙，其骨子里的胡人血統(tǒng)與巴蜀的中華傳統(tǒng)甫一結(jié)合，便釀出了李白擊劍酣歌的豪情。這位深得酒趣的詩人，曾用組詩《月下獨酌》，將自己對酒的沉醉悉數(shù)傾瀉其中，除了最膾炙人口的那首“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下面的這首更是寫得酣暢淋漓：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已聞清比圣，復道濁如賢。
賢圣既已飲，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李白《月下獨酌（其二）》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一組千古絕唱《月下獨酌》，彰顯出李白的孤傲。而在酒肆中呼朋引伴，盡情豪飲，同樣是詩人應有的樣貌，詩歌在酒中，才情在酒中，傲岸和清醒也在酒中。當“李白斗酒詩百篇”“天子呼來不上船”成為酒仙和詩仙李白的生命標簽，一首酣暢淋漓的酒歌便呼嘯而出！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
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李白《將進酒》
如果說李白用一句“將進酒，杯莫停”，喝醉了整個盛唐，那么，當白居易以“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得意走進中唐，我們聞到的，已是伴著詩人達者的一路酒香。沒有美酒，白居易不會夢回長生殿，寫出悠悠《長恨歌》；沒有美酒，白居易不會夜醉潯陽江，吟出絕唱《琵琶行》；而沒有美酒，白居易更不會在退居洛陽時，以一組深情的《憶江南》打開記憶的閘門！“更憐家醞迎春熟，一甕醍醐待我歸”，自稱“醉尹”的白居易曾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睋?jù)說他不僅在家自釀美酒，晚年出門郊游時，更是在車中常備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上懸掛兩只酒壺，常常是抱琴而飲，不醉不歸。醇厚的酒香，激揚起才思，更讓我們有幸在千年以后，在字里行間重構(gòu)起大唐文人的精神風貌!
王績、李白、白居易堪稱初盛中唐的“酒仙”，那么，能代表晚唐的“酒仙”又是誰呢？在我看來，當首推皮日休。這位晚唐詩人的詩文多抨擊時弊，吊民疾苦，魯迅曾評價其“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的鋒芒”，而在飲酒方面，皮日休也勝過許多晚唐詩人。他在《酒箴》中曾說，自己“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馀，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舶?載醇酎一甔，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行走在風雨殘?zhí)疲K日酩酊大醉的皮日休，其實更像是在用自己的“醉”喚得文字的“醒”。
當然，唐代文人們與酒淵源深厚的，遠不止這四位。以金龜換酒、“騎馬似乘船”、“落井水底眠”的賀知章，致仕之后回到故鄉(xiāng)紹興，借著濃郁的紹興酒，以八十六歲的高齡，寫出了他最著名的詩作《詠柳》《回鄉(xiāng)偶書》。而曾與李白“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杜甫，雖生活困頓，也要“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他惟妙惟肖地寫出了“飲中八仙”的醉態(tài)，其實自己又何嘗不是在醉境中完成了文字的嬗變與超越？他的那句“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甚至讓晚他二百多年出生的宋真宗和群臣們堅定地認為，按照一斗十升，一斗賣三百錢，唐朝的酒價當是一升賣三十錢！至于燦若星辰的高適、孟浩然、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哪一個又不是以詩為號，以酒為媒，在酬答唱和中增進文人之誼，在曲水流觴中盡情釋放自己的才情？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其二）》
與文人的詩酒之會相應和的，是屬于大唐的酒文化。除卻籠籌、牙籌、香球、骰盤、莫走、鞍馬、送鉤、射覆這些被寫進詩歌的酒令，一些能歌善舞的酒伎、藝伎的佐飲，更是激發(fā)出文人們的才思。關(guān)盼盼、劉采春、張窈窕、趙鸞鸞這些色藝雙絕的名伎都曾讓推杯換盞的詩人們詩情高漲，而李白的這首《少年行》中所提到的胡姬，更是以特有的西域風情讓大唐的詩人們沉醉在美人、美酒、美境之中。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笨梢哉f，正是這群文人的醉飲酣歌，風云際會，為唐朝飲酒風俗的演進奠定了浪漫的基調(diào)，而當大唐子民們在酒坊的谷物蒸熏中守望著季候的輪回，在酒肆的歡聲笑語中鋪陳開世間的喧囂，這個帝國也便有如一只巨大的酒壇，用近三百年時間，醞釀出一壇回味綿長的春酒，靜等后人開壇漉濾，細細品嘗……
一片樹葉在大唐
這是一片可以用來制作飲品的葉子，和世上另外兩大飲料——咖啡、可可一樣，也來自山林草澤，只不過它的故鄉(xiāng)在中國。據(jù)傳它是上古神話中神農(nóng)氏所嘗百草中的一種，而最終成為“比屋之飲”，卻是在泱泱大唐。這是一片最富文化內(nèi)涵的葉子，順著葉脈延伸開去，我們可以看到它遍及全球的輻射范圍，可以看到它所承載的中國傳統(tǒng)，它被注入的中國文化，它被賦予的中國精神，而這樣的緣起，同樣是在泱泱大唐！
是的，這片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樹葉，就是茶。中國飲茶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相傳早期人們飲茶是用來解毒的，《神農(nóng)百草經(jīng)》載：“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倍鴵?jù)《華陽圖志》載，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武王伐紂之后，巴蜀等西南小國，就曾經(jīng)以當?shù)厮a(chǎn)茶葉作為貢品獻給周王朝。到了西漢時期，茶已由西南地區(qū)推向南方地區(qū)，用途也漸漸由最初的藥用變?yōu)槭秤?。進入三國時期，在當時中國茶葉的主產(chǎn)區(qū)，東吳的上流社會已經(jīng)形成飲茶的習慣。據(jù)載當時東吳末帝孫皓終日沉湎酒色，常在宮中擺酒設(shè)宴，要群臣作陪，并立下規(guī)矩：每人以七升為限——不管怎樣，每人必須喝下七升酒。臣僚之中有一個叫韋曜的，酒量只有兩升，每次飲酒都苦不堪言。因為韋曜曾是孫皓的父親南陽王孫和的老師，故孫皓對韋曜還算照顧，每次宴飲，孫皓都“密賜茶荈以當酒”，此后，“以茶代酒”的典故便流傳開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南齊秘書丞王肅因父被殺，投歸北魏孝文帝，也隨之將南方的飲茶之風帶到了北方。據(jù)說王肅剛到北方，不習腥膻，常以茶解之，且一喝便是一斗，故被北朝士大夫譏為“漏卮”，這王肅為了盡快融入北方士族，也自嘲地將茶呼作“酪奴”，意即只配給酪作奴。然而盡管如此，茶風北漸已經(jīng)在緩慢地進行。
真正讓飲茶之風傳遍大江南北，并深入民間的王朝，是以開放之姿走進歷史的大唐王朝。對于茶在唐代的興起，廣泛流傳的一種依據(jù)，來自一位名叫封演的天寶進士所撰寫的筆記小說《封氏聞見記》，內(nèi)中云：“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zhuǎn)相仿效，遂成風俗?！狈鸾套詽h傳入中國，其禪宗儀規(guī)無疑對飲茶風尚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唐代，佛教更加呈現(xiàn)出隆盛之勢。彼時，數(shù)以十萬計的僧人深居名山古剎，在香煙繚繞之中，專注一境，參禪自悟。由于坐禪之夜不能睡覺，且要求過午不食，而茶兼具提神醒腦、補充身體能量的功能，因此日漸成為僧人們棲身叢林的必需品。由此，在唐代星羅棋布的大小寺院中，種茶、制茶、研茶，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規(guī)制，而在寺院的僧人分工中，也形成了以茶為內(nèi)容的職能劃分，如“茶頭”僧，專事燒水煮茶，以備獻茶待客，“施茶”僧，則專司為香客們惠施茶水。當奧渺的禪理在靜坐與冥思中延宕，當佛國的茶香漫過指端，沁入心脾，“茶禪一味”便融入了貝葉經(jīng)，匯成了千古詩。
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
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
——僧?皎然《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
活躍于大歷、貞元年間的僧人皎然，據(jù)說是南朝謝靈運的十世孫。他能在唐代茶傳播的進程中為其增加一份重量，不僅因為其佛學修為，更重要的，是他將茶入詩，在與友人們的唱和之中，將寺院的茶香飄散進了民間。當然，對“茶禪一味”的文字表述，并不止于這些方外之人的自我吟哦?！鞍坐濓w時日欲斜，禪房寂歷飲香茶。傾人城，傾人國，斬新剃頭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齒能誦經(jīng)”，這是曾寫出“一片冰心在玉壺”的王昌齡在描繪一位朱唇皓齒的比丘尼飲茶之后，以輕軟的吳音誦讀經(jīng)書；“啜茗翻真偈，燃燈繼夕陽。人歸遠相送，步履出回廊”，這是天寶年間的詩人李嘉祐在狀寫寺院虛室空林的同時，用一句“啜茗翻真偈”，渲染著“茶禪一味”的內(nèi)在邏輯……當越來越多的僧侶和信眾將茶導入世俗凡塵之中，這片神奇的葉子也有了更多落入唐人杯盞的可能。
當然，佛教禪宗的崇茶，只是唐代“風俗貴茶”的一個原因，昌盛的國力，繁榮的經(jīng)濟，才是促成唐人飲茶風尚的關(guān)鍵所在。如果說茶在唐以前，北方的飲用者還不多，甚至在《洛陽伽藍記》中，還有“自是朝貴宴會，雖設(shè)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的記載，那么當歷史的車輪駛?cè)胩拼?，隨著南北統(tǒng)一，交通發(fā)達，以及一些開明的政策的廣泛施行，茶商開始大量出現(xiàn)，他們將南方的茶葉從水路、陸路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客觀上對茶在大唐全域的傳播和普及起到了推動作用?！斗馐下勔娪洝分姓f，在當時的社會，“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而唐人楊華在《膳夫經(jīng)手錄》中，也有“自梁、宋、燕、并間，人皆尚之”，茶商“數(shù)千里不絕于道路”的記載。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想見當時茶葉在南北方貿(mào)易流通的盛況。尤其進入中唐以后，飲茶之風更是吹遍全國，進入一個空前發(fā)展的時期，全國的產(chǎn)茶區(qū)已經(jīng)達到了八個，包括四十二個州和一個郡。到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全國的茶葉產(chǎn)量已達一百萬老擔，相當現(xiàn)在十萬噸的產(chǎn)量。而唐人之嗜茶，甚至達到了“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的程度。
靜得塵埃外，茶芳小華山。
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閑。
——朱景玄《茶亭》
生活在武宗朝的詩人朱景玄，用這首平實簡約的小詩，白描出一座設(shè)在崇山峻嶺中的小茶亭。茶亭的設(shè)置，正是出現(xiàn)在飲茶之風盛行的唐代。這些茶亭一般都建在林間道旁，來往路人可隨意取飲，不收分文。朱景玄筆下的這座“寂寞”小茶亭，其實并不寂寞，放眼大唐的山林草澤，驛路阡陌，這樣的小茶亭可以說不計其數(shù)。它們是一處處飄散著茶香的公益的歇腳之處，更是唐人嗜茶喜茶的生動折射。
民間飲茶之風如此，宮廷飲茶之風尤盛。在唐以前，關(guān)于“茶”的名稱可謂五花八門，《詩經(jīng)》中稱“茶”為“荼”，《爾雅》中稱“茶”為“槚”，《方言》中稱“茶”為“蔎”，《晏子春秋》中稱“茶”為“茗”，《凡將篇》稱“茶”為“荈”，《尚書?顧命篇》則將“茶”稱為“詫”……真正為這片神奇的樹葉賦予統(tǒng)一的名字，是在唐開元年間，當時有一部《開元文字音義》的書，書中將“荼”字減去一筆，定為單一的“茶”字。這部書是由唐玄宗作序而頒行的，有御批在首，誰敢不執(zhí)行呢？而從唐玄宗統(tǒng)一這個“茶”字，我們已經(jīng)足可感受到當時宮廷的飲茶之風了。
宮廷對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是在中唐之后。自唐代宗開始，為是滿足宮廷飲茶之需，一整套定時、定點、定量、定質(zhì)的貢茶制已經(jīng)漸趨完善，并設(shè)有專門的官吏負責督造入貢。全國常年從事制茶的工匠達千余人，采制盛期，甚至“役工三萬人”，而“歲貢一萬八千斤”。這些貢茶，分布在大唐全域的崇山峻嶺之中，雅州之蒙頂、湖州之顧渚、常州之陽羨、綿州之昌明、峽州之碧澗、壽州之黃芽、岳州之含膏、蘄州之團黃、建州之蠟面……這些出現(xiàn)在《唐國史補》中的名茶，無一不是宮廷貢茶，當這些貢茶從四面八方源源不斷獻往皇宮大內(nèi)，皇帝妃嬪們已將飲遍天下名茶視為皇權(quán)的重要象征。
鳳輦尋春半醉回，仙娥進水御簾開。
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
——張文規(guī)《湖州貢焙新茶》
中唐官員張文規(guī)的這首《湖州貢焙新茶》，與晚唐詩人杜牧的那首《過華清宮》相比，可謂異曲同工，只不過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是因為千里之外快馬送來了荔枝，而張文規(guī)的“牡丹花笑金鈿動”，則是因為“傳奏吳興紫筍來”。作為宮廷貢茶之一，紫筍茶頗受皇室貴族青睞，大歷五年（770），宮廷特意在其產(chǎn)地浙江顧渚，建造了規(guī)模宏大的貢茶院。這座掩映于峰巒疊嶂中的貢茶院，是有史可稽的中國歷史上首座茶葉加工工場。據(jù)說德宗朝有個叫袁高的官員被朝廷派去此地督制貢茶，看到茶農(nóng)為趕制貢茶手足鱗皴，還要晝夜不停地“搗聲不絕”，辛苦選納，遂上書朝廷，請求減少貢茶數(shù)量，可見宮廷飲茶之盛。
如果說貢茶是宮廷為了實現(xiàn)王公貴族的口體之養(yǎng)推出的一項茶政，那么在中唐以后逐漸施行的茶稅，則可以看出宮廷對茶葉貿(mào)易帶來的豐厚利潤已經(jīng)相當重視。安史之亂后，經(jīng)濟重心南移，肅宗即位時，江淮間的茶商、茶農(nóng)、茶葉貿(mào)易與生產(chǎn)被視為一項重要財源，以充軍需；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更是首開“稅天下茶”，“十取其之”；及至貞元九年（793），茶稅“歲則四十萬緡”，龐大的稅額，已然成為中央財政的重要支撐。
在唐朝茶政中，一項重要的政策的推行，就是開啟了茶馬互市。早在唐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時，就將茶葉帶到了雪域高原，使以奶與肉食為主的藏人得茶之大益，達到“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程度。此后，朝廷又推行與回紇等邊地少數(shù)民族的“以茶換馬”的政策，史稱“茶馬互市”。“往來回紇入朝，大驅(qū)名馬市茶而歸”，《封氏見聞錄》中的這段記載，說的就是始于唐朝的“茶馬互市”。當商旅、馬幫穿越叢林，走進高原，當馱工們背茶時拄著的鐵杵在山巖上日久天長地砸出一個個深深的窩痕，綿延萬里的滇藏、川藏、青藏三條茶馬古道最終形成。伴著馬嘶聲，這三條貿(mào)易通道承載著以茶和親、以茶輸邊的政治深意，走過漫漫大唐，并在此后的歷史風云中不斷拓寬，延續(xù)千年。
如果說歷經(jīng)歲月的淘洗，茶已經(jīng)成為唐代近三百年歷史中一根靈動的根脈，那么，真正讓茶成為唐代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則應當歸功于一個幽居林泉的隱者——陸羽。以一壺香茗沏泡自己的人生，臨泉放歌的陸羽，在找到一份令人艷羨的逍遙與榮光的同時，也為茶——這片美麗的樹葉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的流動，賦予了豐厚的文化意蘊。
生于唐開元年間的陸羽，本是一個可憐的棄兒，后被龍蓋寺住持智積禪師收養(yǎng)。當時，智積禪師以《易經(jīng)》自筮，占得“漸”卦，卦辭為：“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于是按卦辭將這個拾自鄉(xiāng)野的孩子以陸為姓，以羽為名，以鴻漸為字。智積禪師好茶，陸羽專為其煮茶，天長日久，耳濡目染，漸漸學到了高超的采制、烹煮茶葉的技藝，以至于善于品茶的智積禪師到了非陸羽煮的茶不飲的程度。
然而，在叢林禪剎中長大的陸羽雖然天天都聽著晨鐘暮鼓，伴著佛號青燈，卻并不愿意皈依佛門。有一次禪師要其抄寫佛經(jīng)，陸羽卻問：“終鮮兄弟，而絕后嗣，得為孝乎？”在陸羽看來，佛門弟子生無兄弟，死無后嗣，而儒家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樣一來，出家人孝從何來？對于陸羽的這點質(zhì)疑，禪師頗為惱火，當時便“使執(zhí)糞除污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然而，這些懲罰好像并未奏效，就在被罰牧牛的同時，他卻“潛以竹畫牛背為字”（《新唐書?陸羽傳》）。就在其十二歲時，陸羽終于得機逃出寺廟，加入了一個戲班子。因相貌丑陋，又有口吃，卻幽默機智，陸羽常演一些丑角，頗受當時達官貴人們的賞識。也就是在這段時期，陸羽結(jié)識了當時被貶為竟陵司馬的崔國輔。崔國輔文章錦繡，不拘形跡，又頗好茶道，令陸羽受益良多。如果說當時在寺院中的端水奉茶讓陸羽初識茶道，那么當其與崔國輔一同出游品茶鑒水，談詩論道，則大大激發(fā)了陸羽對茶的熱情，他與茶的緣分也由此結(jié)下。
盡管并未皈依佛法，但在青燈黃卷中練就的禪心和定力卻注定要讓陸羽成為鉆研茶事的大師。就在與崔國輔分別之后，陸羽便騎著一頭毛驢上路了。游走于巴山蜀水之間，獨行于滾滾東逝的長江之濱，陸羽身披葛衣，足蹬麻鞋，遇山采茶，遇泉辨水，不辭辛苦，甘之如飴。為了深入了解茶源、茶性，陸羽常常親自驗茶，深入農(nóng)家，并一路將關(guān)于茶的見聞和諸多飲用之法一一記錄下來。正是因為具備這種“神農(nóng)嘗百草”的精神，并能“親揖而比”，“親炙啜飲”，“嚼味嗅香”，才讓陸羽踏遍了中國茶葉的產(chǎn)區(q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穿行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陸羽彼時已經(jīng)不是一個單純的品茶者，而成為一個勤勉而執(zhí)著的有心人。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
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
寂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皇甫曾《送陸鴻漸山人采茶回》
皇甫曾這首詩，描寫了陸羽在高山深谷間負筐采茶時的情景。這位踽踽獨行的大師，穿行于煙霞起處，野飯于石泉之旁，夜宿于山寺田家，著實令人敬佩。陸羽與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俱是好友，皇甫兄弟二人都曾為陸羽寫過不少采茶詩。陸羽結(jié)交的文人雅士當然不止皇甫兄弟。在游歷踏察的過程中，陸羽和之前提到的皎然一見如故。這位頗具才情的江東高僧，讓陸羽擊節(jié)不已。在湖州，他同樣以茶結(jié)緣，結(jié)識了詩書大家顏真卿，其淵博的學識和對茶的理解，同樣也使陸羽深受熏陶。在山水之間跋涉的陸羽，其實一直都在以一顆禪心入定，以一顆詩心入茶。
由此，一定要說到陸羽那部光耀古今的《茶經(jīng)》。在這部三卷十節(jié)不過七千字的《茶經(jīng)》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暢享林泉的歌者，一個寧靜致遠的隱士。在文學鼎盛的唐代，詩歌是人們交際的工具，也是獲取富貴的利器，以陸羽的才學，完全可以為自己設(shè)定一個以詩文求取功名的人生路徑，但是淡泊名利的陸羽甘愿結(jié)廬于湖州苕溪，集數(shù)年踏察之功，歷經(jīng)一年多的努力寫出了中國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jīng)》。在這部著名的茶學經(jīng)典中，陸羽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第一次將茶葉生產(chǎn)的歷史、源流、現(xiàn)狀，生產(chǎn)技術(shù)及泡茶技藝，茶道原理進行了系統(tǒng)的闡述。他概述了中國茶的產(chǎn)地、土壤、氣候等生長環(huán)境，講了茶的制作過程，煮茶、飲茶的器皿，詳細記錄了煮茶的過程、技藝，并集中詮釋了茶藝和茶道精神。在陸羽看來，“天地萬物皆有至妙”，煮茶過程不僅被其藝術(shù)化，而且運用“五行”說進一步強調(diào)了煮茶應注意的水質(zhì)和火候。當這部真正得自崇山峻嶺中的著作橫空出世，我們看到的，是陸羽以一顆虔誠執(zhí)著之心勤奮筆耕的背影。
這也許是陸羽未曾想過的，他嘔心瀝血寫就的《茶經(jīng)》，會將中國茶史帶入一個嶄新的紀元。就在《茶經(jīng)》問世之后，大唐王朝上至公卿下至黎庶，“無不飲茶”，而“天下益知飲茶矣”（《封氏聞見記》）。彼時，唐人對茶的理解，已不單純是解渴之飲，而是提出了更多的技術(shù)要求。通過《茶經(jīng)》，唐人知道了煮茶需要用好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而山水的上品，則是乳泉、石池漫流者。據(jù)說對品茶頗為講究的李黨領(lǐng)袖李德裕，知道惠山寺之泉“獨稱奇，能發(fā)諸茗顏色滋味”，竟?！叭』萆饺?，自無錫至京師置遞，號水遞”。《開元天寶遺事》里說有個居住在太白山叫王休的隱士，每年冬天都要“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還是通過陸羽的《茶經(jīng)》，唐人在制茶工藝及伴茶煮飲的原料上有了可以依托的文本，“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痷茶?；蛴檬[、姜、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當這些簡約的文字被陸羽記錄進氤氳著茶香的《茶經(jīng)》，《封氏聞見記》中所云的“茶道大行”便不是一句空話。
“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登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币簧家碌木沽曜雨懹饘⒆约旱男腋Ｓ^淋漓盡致地嵌入了這首《六羨歌》中。在婉拒了友人的多次舉薦之后，陸羽抱定一眼冷泉，守望一座茶園，用一部曠世之書作為自己的墓志銘。宋代陳師道曾為《茶經(jīng)》作序道：“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于茶者也！”而陸羽死后，很多賣茶者都用陶土塑成陸羽像，供奉于灶間，祀為“茶神”，直至形成風俗，被后世尊為“茶圣”。隱逸一生的陸羽，其實已經(jīng)用另一種方式讓人們銘記在心。
如果說陸羽對茶文化的貢獻在于將“茶”提升到了“道”的高度，那么，另一位唐人——盧仝，則為茶文化注入了“情”的內(nèi)蘊。這位出身范陽望族的中唐隱士，是“初唐四杰”之一盧照鄰的后人。和陸羽一樣，盧仝也是淡泊名利，終身不仕。盡管家境到他這代時早已衰落，有時甚至要鄰近僧人接濟糧米度日，但盧仝固守清貧，拒入官場。和這種清高氣性相伴的，是盧仝對茶的癡迷。在盧仝眼中，茶不僅是解決口腹之欲的飲品，更是他拒絕與彼時宦官當?shù)赖某⒑徒獾臉撕?。當然，盧仝也有官員朋友，對宦官仇士良專權(quán)同樣憤憤不平的朝廷重臣王涯就是他的好友至交。然而，也正是這段友情，斷送了盧仝的生命。在慘烈的“甘露之變”前夜，因盧仝應王涯之邀去府中品茶論詩，當晚留宿，這位從未想過卷進政治旋渦的隱士竟和王涯一起被仇士良派來的兵士殺害，時年剛過四十歲，不禁令人唏噓。
然而，盡管盧仝英年早逝，人們還是記住了他，而他被記住的原因，則是一首膾炙人口的茶詩，其詩為他贏得了“茶仙”的美譽。也正是因為這首茶詩，讓盧仝與“茶圣”陸羽一北一南遙相應和，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茶文化的“雙峰”。我們且來看這首著名的茶詩：
柴門反關(guān)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
碧云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發(fā)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
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節(jié)選）
盧仝的這首《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是一首長詩，詩題中的“孟諫議”，是盧仝的好友孟簡，元和四年（809）官拜諫議大夫，后來因事被貶到常州任刺史。盧仝雖生性淡泊，卻不影響與同道的官員們成為知音，前面提及的王涯算一位，這位叫孟簡的官員，更是盧仝漂泊常州時結(jié)交的同道中人。常州陽羨茶，在當時是宮廷頂級貢茶，孟簡到常州后，在督造貢茶之余，沒有忘記送剛剛制好的頭春陽羨茶給好友盧仝。盧仝本來就嗜茶如命，看到孟簡送來的上等好茶，不禁喜出望外，當即煎茶品飲，大呼暢快的同時，一首《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也便伴著茶香脫口而出。
而盧仝決然不會想到，正是這首后來被傳為《七碗茶歌》的酬答之作，會讓自己博得“茶仙”的美名。如果說陸羽以其《六羨歌》名世，那么，盧仝的這首《七碗茶歌》，則相當準確地描述出飲茶的感受。你看，喝下第一碗時，還只是“喉吻潤”，到了第二碗，已是“破孤悶”了，而到了第三碗，則激發(fā)起文思，進入氣韻流暢的境地。這樣一碗一碗飲下去，愈飲愈美，到了第七碗，已經(jīng)感覺自己兩腋生風，融通宇宙，飄飄欲仙了！
盧仝《七碗茶歌》對飲茶感悟的生動描摹，注入的是一份情，彌散開的，卻是愈加濃郁的中國茶文化，以至后世的人們在飲茶時，如不遷想到這首《七碗茶歌》，都不算是真得飲茶之妙?！昂雾毼旱垡煌杷?，且盡盧仝七碗茶”，這是蘇軾在其僧友的精舍飲罷七盞釅茶之后，題寫在墻上的詩行；“不待清風生兩腋，清風先向舌端生”，這是楊萬里在借用盧仝故事表達自己的飲茶之樂；“盧仝七碗詩難得，諗老三甌夢亦賒”，這是元人耶律楚材用盧仝制造的漢典詮釋著自己對漢文化的熱愛。這首《七碗茶歌》的傳播范圍也不止于中國，其對飲茶感悟惟妙惟肖的書寫，在日本早已聲名遠播，日本茶道中的“喉吻潤、破孤悶、搜枯腸、發(fā)輕汗、肌骨清、通仙靈、清風生”，正是從盧仝的《七碗茶歌》脫胎演變而來。當《七碗茶歌》成為中國茶文化演進中的重要注腳，“茶仙”盧仝已和“茶圣”陸羽一起，成為茶這片清香的樹葉在大唐、在中國最佳的代言人。
一個陸羽，一個盧仝，以他們的實踐和對茶的理解，為唐人的飲茶賦予了深厚的文化意味，而骨子里就是文人的他們，更對文人茶的蔚然成風起到了推動作用。其實，茶與詩在文風燦然的唐代如影隨行，當詩歌在淡淡的茶香中氤氳成一縷清醇，當茶盞中升騰起雋永淡雅的文字，詩歌便更加清麗超俗，茶也便融入了更深的文化內(nèi)涵。行走在大唐的文人們，不論身居廟堂也好，散處江湖也罷，在茶香四溢的大唐，都在尋找著茶與詩最佳的契合點。遍覽《全唐詩》，我們可以看到的茶詩達數(shù)百首之多，這些茶詩主題多樣，涉及茶的栽、采、制、煎、飲，以及茶具、茶功、茶德等方方面面，而在這些林林總總的茶詩背后，正是大唐文人們?nèi)绮枰话愕纳馊ぁ?p/>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
叢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
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
清鏡燭無鹽，顧慚西子妍。
朝坐有馀興，長吟播諸天。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
李白的這首茶詩，是中國關(guān)于仙人掌茶的最早記錄。在此詩之前，有一小序，說是李白在金陵遇到了恰好云游至此的自己的族侄——中孚禪師，向李白展示了數(shù)十片采自荊州玉泉山的茶葉，此茶“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因其所生之地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故這種仙人掌茶“清香滑熟，異于他者”，“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生就一副仙風道骨的李白從來就是在山水的陶養(yǎng)中且行且吟的歌者，而偏偏茶尤其是好茶的生存環(huán)境又是深山幽谷云霧繚繞之處，向往林泉的李白當然要傾盡筆墨，表達自己對這片靈動的樹葉的喜愛。而如果說盛唐文人對茶的理解還僅僅在與其自身意趣形成對應，那么進入中唐，隨著陸羽《茶經(jīng)》的風行于世，隨著越來越多的野生茶樹被引種成功，文人們對茶的領(lǐng)悟已經(jīng)有了更多可以依托的載體?！白涎窟B白蕊，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人摘，尋常觸露行”，這是張籍眼中郁郁蔥蔥的茶嶺；“閑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于浪花里，并下藍英末”，這是陸龜蒙的林間之趣；“石窗紫蘚墻，此世此清涼。研露題詩潔，消冰煮茗香”，這是姚合為我們在唐詩中留下的唯一關(guān)于消冰煮茶的記錄……顯然，沉浸在漫漫茶香中的大唐文人們，已經(jīng)將中國文人心中普遍存在寄志名山幽隱林泉的文化心理，融入了茶——這片蔥翠淡雅的中國樹葉，在清冽的山泉水沏泡中，散發(fā)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茶，
香葉，嫩芽。
慕詩客，愛僧家。
碾雕白玉，羅織紅紗。
銚煎黃蕊色，碗轉(zhuǎn)曲塵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
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后豈堪夸。
——元稹《茶》
在《全唐詩》中行走，元稹這首有趣的茶詩讓人眼前一亮。以寶塔的形式來排列詩歌，在唐人詩歌中非常少見，而詩情橫溢的才子元稹采取這種創(chuàng)作形式，與其說是他為茶獻上的一份特別的鐘情之作，不如說是茶的自然之趣沖開了元稹的文人意趣，讓元稹得以在高手云集的《全唐詩》中淋漓盡致地耍了一把俏皮。其實，元稹的狀態(tài)又何嘗不是唐代文人對待茶的狀態(tài)呢？正是悠遠的茶香，讓大唐文人可以暫時放下求取功名之累，仕途奔波之苦，借著一盞清茶，進入物我兩忘之境，而一旦進入到這樣一種狀態(tài)，文人間的樂趣便如清冽的山泉水一樣汩汩而出，噴涌不絕。在茂林修竹之間，文人們常常會以茶點會友，稱為“茶會”、“茶宴”或“湯社”。當一壺香茗沏泡開來，文人便觀其形，察其色，聞其香，品其味，以眼韻、鼻韻、喉韻、神韻的共同作用，感悟茶葉之妙，而三杯過后，木瓜、元李、楊梅這些干鮮果品便會擺上案頭，為與會者漾溢著茶香的味蕾增添一絲別樣的滋味。當然，除了文人們以詩茶自娛，朝廷也喜歡舉辦一些茶宴茶會，并延邀社會名流文人士子。在這些官辦的茶會中，尤以顧渚山茶宴最為盛大。由于顧渚山地處湖州、常州交界，又以貢茶紫筍茶和陽羨茶聞名遐邇，因此每到早春造茶，兩州太守都會聯(lián)合舉行盛大的茶宴，這場茶宴又被稱作“境會”，其中自然少不了文人們的賦詩助興。據(jù)說有一年正逢“境會”，時任蘇州刺史的白居易本應前往，卻不慎因騎馬摔傷，無法參加，遂以一首詩向兩州太守表達遺憾。“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斗新。自嘆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沒能參加成“境會”的白居易，已然在心中感受到了這場茶宴的盛況。
平生無所好，見此心依然。
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
架巖結(jié)茅宇，斫壑開茶園。
何以洗我耳，屋頭飛落泉。
何以凈我眼，砌下生白蓮。
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弦。
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間。
興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
——白居易《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于石上》 （節(jié)選）
大唐文人們就是這樣，他們總能從看似簡單的事物中生發(fā)出別樣的美來。當茶文化的勃興激發(fā)了文人茶的更深層次的審美追求，那么文人茶的貼地而行，則讓茶文化的意蘊得到進一步的舒張與升華，白居易在香爐峰寫就的這首茶詩，正是這種邏輯關(guān)系的生動演繹。“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架巖結(jié)茅宇，斫壑開茶園。”曾經(jīng)因為沒能參加顧渚山茶宴而懊惱的白居易，不僅對酒情有獨鐘，對茶更是達到了酷愛的程度。早上起來，他要從一杯茶開始自己的一天，每餐過后，他要用茶滌口，至于寫詩作文，更是須臾不可缺茶。他曾大贊用渭河之水煎出的“滿甌似乳”的蜀茶，也曾自云琴與茶是其“窮通行止長相伴”的愛物。不僅如此，他還要親身感受種茶、研茶之樂。當一座傍山而起的茶園在他的耕耘下一片蔥蘢，這位高產(chǎn)的大唐詩人便收獲了另一份來自山野的饋贈與滿足。而同樣有此愛好的，還有陸龜蒙。這位被稱為“天隨子”的晚唐詩人，常常自比為涪翁、漁父、江上丈人這些江湖隱士，不僅如此，他還親自身扛畚箕，手執(zhí)鐵鍤，在顧渚山下開墾茶園。每有閑暇，陸龜蒙常常會帶著書籍、筆墨和一把茶壺，靜坐于茶園之中，享受與自然的融融之樂。可以說，正是大唐文人的身體力行，為唐代茶文化的弘揚與發(fā)展、發(fā)酵與提純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內(nèi)驅(qū)動力！
是的，一片樹葉在大唐，開啟的是中國人對茶的全新認知；一片樹葉在大唐，豐富的是一個王朝的氣質(zhì)意趣；一片樹葉在大唐，激發(fā)的是文人們澎湃的創(chuàng)作熱情；一片樹葉在大唐，匯入的是中國文化的湯湯源流。從大唐起步，這片美麗的樹葉，成為中華大地上又一個耀眼的標簽，一路榮光，香飄千年！
跑贏時間的美器
徜徉于浩瀚的《全唐詩》中，我們常常被這樣的句子深深吸引：“一樣金盤五千面，紅酥點出牡丹花”，這是王建眼中的宮廷盛宴；“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這是杜甫眼中的皇家排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這是李白在與友人開懷暢飲，一醉方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這是王翰在遙遠的塞外書寫將士出征前的慷慨悲壯……讀著這樣的詩句，躍入我們眼簾的，盡是精致奢華的美器，但誰能說，在這些美器的調(diào)動下，我們的腦海中不會浮現(xiàn)出一席香氣撲鼻的人間美食，一席水陸八珍的饕餮盛宴？將美酒佳肴盛裝于精心打造的金樽、銀甕、白玉盤、夜光杯等器皿之中，無疑會讓食客胃口大開，而落到詩歌之中，似乎就更加簡單，無須對美食做太多描述，只消將盛放美食的美器渲染到極致，便可刺激得后人口水直流！是的，穿行于歷史的隧道之中，我們發(fā)現(xiàn)，珍饈會消散，而真正跑贏時間的，是盛載了它們的美器。當這些美器一朝重見天日，滌蕩塵埃，一個時代的風尚，一個王朝的樣貌，被瞬間激活，也便跳將出來。
延續(xù)了近三百年氣脈的大唐帝國，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自身的演進中，將美器與美食的關(guān)系締結(jié)成一道絕美的景觀，并在某個時間點上，與后人不期而遇。唐康軿《劇談錄》中曾云：盧簡辭于伊水邊“見二人牽引水鄉(xiāng)篷船……船后有小灶，安銅甑而炊”。我們可以想象，坐在這條水鄉(xiāng)小船上的唐人是多么愜意，而那個安放在船頭小灶上的銅甑里，也許正煮著一甑香噴噴的肉羹，抑或是幾尾剛剛釣上來的河魚？事實上，這樣的場景因為有了這些不朽的器皿的存在，完全有重建的可能。當一系列的考古發(fā)掘?qū)е鴼q月煙塵的精致器皿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我們都說，看，那就是時間的模樣！
而讓我們對唐人重“器”的風尚達到瞠目結(jié)舌的程度，則是來自中國考古史上的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何家村窖藏。位于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然而，在1970年秋天，這里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為人們在挖掘地基時，竟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兩只陶甕和一個銀罐！經(jīng)過清點，在陶甕和銀罐中，所貯藏的寶物總量竟達到了一千多件，數(shù)量最多的是金銀器，有兩百七十余件，其中金器的總重量達到14.9萬多克，銀器的總重量達到19.5萬多克，被定為國寶級文物的有三件。這些又被稱作“何家村遺寶”的文物數(shù)量之大、等級之高，堪與“阿姆河遺寶”齊名！
由此，人們的好奇心被一下子點燃，這些何家村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誰？又是基于什么考慮，讓他藏寶于何家村的土層之下？結(jié)合文物的相關(guān)信息，專家們認定何家村窖藏是唐代遺寶。面對文物的更多疑云，專家們的解釋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何家村的位置在唐代屬于貴族聚居的興化坊，能和時代吻合又配擁有這批文物的，當是曾居住在此的邠王李守禮，因避安史之亂匆忙藏寶；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是當時有機會接觸這些寶物的唐德宗時的租庸史劉震，因爆發(fā)“涇原兵變”而在慌亂之中藏寶，后因劉震投敵被斬，這批寶物也從此沉睡地下……自從何家村窖藏出土之后，學界的爭論從未停止，但對于每個走進陜西歷史博物館的游客而言，這些歷史的謎團姑且可以放下，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些精美絕倫的大唐金銀器皿，可以讓自己的思緒瞬間穿越回唐朝。面對何家村遺寶，其實就是在面對唐人美食與美器的邏輯，就是在面對大唐的喧囂與繁華……
貴游多愛向深春，到處香凝數(shù)里塵。
紅杏花開連錦障，綠楊陰合拂朱輪。
鳳凰尊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
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
——姚合《詠貴游》
唐代名相姚崇曾侄孫姚合，以這首《詠貴游》為我們鋪陳了大唐王公貴族們奢華的生活場景，尤其一句“鳳凰尊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更讓我們仿佛聽到了來自宮廷盛宴的觥籌交錯之聲。好飲的唐人在呼朋引伴沉風醉月的同時，也對酒器格外講究，其中，最貴重的就是以金銀打造而成的酒器。雖然中國早在商代就已出現(xiàn)了金制品，但金銀制品的大量使用，卻是在唐代。由于唐人相信金銀制品有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功效，因此金銀器便成為皇室貴族的專屬之物。宮廷專設(shè)少府監(jiān)，直接管轄金銀作坊院，所作金銀器專供皇室貴族使用，下層官吏或民間如有私造私用者，必遭杖刑之苦。雖然這種壟斷在唐中后期有所緩解，一些商人富戶開始逐漸使用金銀器，但論起金銀器的質(zhì)地工藝，還是無法與皇室貴族媲美，尤其是彼時由宦官掌管的文思院的設(shè)置，更是讓金銀器成為彰顯地位等級的奢侈品。
由此，當我們再次回眸何家村遺寶中的金銀器，尤其是金銀酒器，一股皇室貴族專有的奢靡之風便撲面而來。在何家村窖藏中，有兩件鴛鴦蓮瓣紋金碗十分引人注目，這是唐代金銀器中堪稱絕品的最堂皇的金碗。這兩件金碗做工精美，敞口，鼓腹，喇叭型圈足，圈足內(nèi)刻鴛鴦一只，內(nèi)底部刻薔薇式團花一朵。更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在金碗的內(nèi)側(cè)，有墨書的“九兩半”字樣，這是唐代金銀器掌管者為防止以輕換重有意鏨刻的，足見這絕非普通的金碗。而從《唐摭言》的一段記載看，金碗的使用者更是地位尊貴至極，這段文字如下：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泵n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余，略無醉容。
從這段文字看，使用金碗者多為皇帝本人，而以金碗作為酒具更加顯現(xiàn)出皇家的威儀。宮廷盛宴之上，大唐皇帝在用珍饈美味犒賞臣僚們的同時，也不會忘記命人將一只只盛滿御酒的金碗擺上臣僚們的桌案，以顯示來自九五之尊的浩蕩恩寵。除了一只只燦然的金碗，盞、卮、盂等這些用來飲酒的金銀器，也都在以富貴的皇家色彩提升著盛宴的奢侈量級。而可以享受到這份皇帝隆恩的，不僅有參與盛宴的文武百官們，也包括皇帝的寵妃們。據(jù)說唐文宗時宮廷飲宴相當頻繁，許多妃嬪不勝酒力，便賄賂宮人造神通金盞——這種金盞為中空結(jié)構(gòu)，“盞滿，則可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金盞’之名”?？梢韵胍?，在宮廷一派宴飲笙歌之中，這些黃澄澄金燦燦的酒器，會為皇家的尊榮與煊赫平添出多少重量！
除了飲酒器，盛酒器的金銀質(zhì)地同樣毫不遜色。讓我們繼續(xù)將目光投向何家村窖藏——一只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再次為大唐宮廷的觥籌交錯增加一道堂皇之色。作為盛酒之器，這只銀壺的不同之處在于壺身上出現(xiàn)了兩匹銜杯跪拜的舞馬形象。這兩匹舞馬形象，取自唐玄宗在位后期出現(xiàn)的一種專供宮廷的娛樂用馬。史載，這些經(jīng)過特殊訓練的駿馬，每年在唐玄宗生日時，都會閃亮登場，身披錦繡，頸掛金鈴，按照《傾杯樂》的節(jié)拍，在三層高的板床上輾轉(zhuǎn)如飛，為玄宗跳舞祝壽，曲終之時，它們便四蹄跪倒，銜杯敬酒。玄宗朝曾擔任宰相的張說，寫下了十余首舞馬詩，其中最傳神的便是下面這一首：
圣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
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
髤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
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張說《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之一）》
目睹過舞馬祝壽場面的張說用詩歌記錄下舞馬之神，而何家村窖藏中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則用栩栩如生的銀質(zhì)鏨刻將大唐的舞馬之姿展示在后人面前。這只銀壺，承載了一個帝國的驕傲與榮耀。盡管曾經(jīng)盛裝其中的玉液瓊漿早已蒸發(fā)成歷史的煙云，但面對著這只銀壺，哪一個觀瞻者又能跳出大唐恢宏的皇家十部樂？跳出舞馬靈動優(yōu)雅的舞步？跳出王公貴族們豪華奢靡的筵宴？
如果說宮廷的酒器用金銀的亮色呈現(xiàn)著王者的威儀，那么，作為民間的酒器，則在一片中國瓷中盛裝著大唐的酒香。明張謙德在其《瓶花譜》云：“古無磁瓶，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窯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可見陶瓷器的大量使用是從唐朝開始的。一抔黏土，一汪清水，一爐炭火，一身釉色，相對低廉的造價，溫潤細滑的手感，讓對金銀器望洋興嘆的大唐平民找到了將美食與美器對接的載體；而唐代陶瓷器具在技藝上的日臻純熟，更讓唐人在精致的陶瓷酒器的陪伴下，一飲千盅，醉臥酒鄉(xiāng)。在唐代，一大批極具特色的窯窟已遍及全域，壽窯、洪州窯、越窯、鼎窯、婺窯、岳窯、蜀窯、秘色窯、秦窯、柴窯……這些著名的窯窟，在泥與火的裂變中，源源不斷豐富著唐人餐桌上的色彩，明黃色的是壽窯，黃黑色的是洪州窯，青色的是越窯。而在這些清雅斑斕的色調(diào)中，尤以河南道的柴窯制器最受唐人青睞——“其瓷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媚，有細紋，制精色異，為古來諸窯之冠”。
除了色澤的多樣，唐代瓷器在制作工藝上更是令人贊嘆?！对葡呻s記》記載：“天寶，內(nèi)庫有青瓷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乃名‘自暖杯’?！边@種制作工藝，已是相當了得。而隨著制瓷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象征著皇室威儀的金銀器也在以瓷的樣貌流通于大唐民間。由于金銀器造價高昂，許多窯窟為了追逐流行，開始用瓷器模仿金銀器。這些瓷器本脫胎于泥土，但由于能工巧匠的精心打磨，不僅具備了金銀器的“卷邊”特征，還借鑒了金銀器特有的鏨刻捶揲之法，從而達到了與金銀器真?zhèn)坞y辨的效果，由此，便大大滿足了唐人對金銀器的追慕與渴望。當興致盎然的唐人將美酒注入這些精致的美器之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將德色賦之以器的格調(diào)便被渲染到極致，尤其是當這些瓷酒器遇到了好飲能詩的大唐文人，更是成為文字的最佳載體。在湖南長沙出土的唐代瓷窯器的器身上，就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題詩和題字，其中，劉長卿的這首《苕溪酬梁耿別后見寄》格外引人注目：
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解攜。
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
白云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悵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
——劉長卿《苕溪酬梁耿別后見寄》
這首六言詩，是劉長卿被貶時與友人的傷別之作，其中后四句曾被時人視作六言體的例詩而傳唱甚廣。這位命運多舛的文人不會想到，千年以后，他的詩作會因為書寫在瓷器之上而重見天日。彼時，唐人傷心別離的那杯酒早已化為無形，但承載這份心境的酒杯，卻在歷史的煙雨之中，固定成永恒！
在與美器的對話中，唐人對茶具的偏愛，絲毫不亞于酒具。我們的目光，不妨再投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次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法門寺地宮的發(fā)掘。
位于陜西寶雞的法門寺，素有“關(guān)中塔廟始祖”之稱。這個因安置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名播于世的佛教圣地，在唐代近三百年歷史中，更是以皇家寺廟的規(guī)制，先后迎迓過高宗、武后、中宗、肅宗、德宗、憲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因信奉“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和”之說，這八位皇帝曾六迎二送供養(yǎng)佛指舍利，每次都聲勢浩大，朝野轟動。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是唐王朝與法門寺的最后一次親密接觸，就在這一天，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還了佛骨，并按照佛教儀軌，將佛指舍利及數(shù)千件稀世珍寶一同封藏進塔下地宮。此后，這座著名的佛教道場在歷史的演進中，經(jīng)歷了風雨剝蝕，也經(jīng)歷了兵燹火劫，直到1987年，當法門寺幾近傾頹的佛塔需要拆除重建時，佛塔之下的地宮密室才得以開啟，一個埋藏了一千多年的皇家秘密由此大白于天下。
在這次地宮發(fā)掘中，一整套華貴精巧的唐代宮廷茶器，被茶文化界視作中國茶文化研究的劃時代發(fā)現(xiàn)。這套茶具由茶盒、茶羅子、茶碾子、茶籠子、鹽臺、風爐等物件組成，是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等級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宮廷茶具。在唐以前，茶器與酒器等其他食器并不是分開的，隨著唐代飲茶之風的盛行，尤其是陸羽《茶經(jīng)》的問世，唐人對茶具也開始越來越講究。“水為茶之母，器為茶之父”，水質(zhì)的好壞直接關(guān)聯(lián)著茶的味道，而器的優(yōu)劣則直接影響著唐人的飲茶體驗。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作為皇宮大內(nèi)的飲茶之器，當然不能有半點含糊，崇尚金銀的皇室貴族既然可以讓盛裝瓊漿玉液的酒器鏨刻上黃燦燦的權(quán)力標簽，對于烹煎天下貢茶的茶器，他們又怎會吝惜成本，改用他材呢？
一千多年前，已經(jīng)走入帝國晚秋的唐僖宗李儇就這樣來到了法門寺。彼時，長于宦官之手、權(quán)力已被架空的他依然沒有放棄皇家奢侈的口體之養(yǎng)，他自己用的是做工考究的金銀茶器，供奉佛祖的茶器更是絲毫不打折扣?！恫杞?jīng)》之中專辟一節(jié)介紹“茶之器”，即炙茶、烹茶、飲茶所需之器，這位末世皇帝也嚴格地依照《茶經(jīng)》所云，供奉了一整套包括焙炙器、碾羅器、貯茶器、點茶器、貯鹽器、飲茶器在內(nèi)的金銀茶器。在這套精美的茶器中，一只鎏金鏤空飛鴻球路紋銀籠子制作最為精細：整個籠子模沖成形，通體鏤空，紋飾鎦金。據(jù)專家考證是一只焙簍。按陸羽《茶經(jīng)》所云，晴日所采之茶，需經(jīng)多道工序制成團餅，為使團餅首面干燥而色香不減，需將其裝入吸熱方便而又易于散發(fā)水汽的焙簍之中。而這只鏤金刻銀的皇家“焙簍”顯然太過堂皇煊赫了。當細密的鏤孔、美麗的蓮紋、精巧的提梁，共同編織起一個帝國最后的奢華，唐僖宗李儇便將法門寺的地宮之門關(guān)閉。這位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末世帝王，以這份極盡鋪張的虔誠進獻佛祖，希圖祈禱歲稔人和，帝業(yè)永昌，卻沒有想到，在他“藏寶”僅僅過去二十年后，“唐朝”，便成為一個湮沒在風中的王朝。
如果說皇室貴族對茶具的要求更多的是要彰顯尊貴，那么普通平民百姓對茶具的要求則要實用很多，使用金銀做茶器的畢竟是少數(shù)，真正的唐人還是主要將瓷器作為茶具的首選。如果說金銀茶器以堂皇華貴取勝，那么陶瓷茶具則以易于造型、易于清洗取勝。遍及大唐東西南北中的各地窯爐，能夠制作出精美絕倫的酒器，同樣也能燒制出千姿百態(tài)的茶器。從陸羽的《茶經(jīng)》中，我們知道唐代的茶具分類已經(jīng)相當精細，達到了二十八種之多，而在這二十八種茶具中，絕大多數(shù)都能與溫潤的陶瓷發(fā)生聯(lián)系。當越來越多的唐人將茶具視作一種直抵精神層面的雅器，當好茶好水好器共同將取自大自然的元素烹煎成一份沁人心脾的芬芳，唐人生活的詩意，也便隨之氤氳開來。
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
——陸龜蒙《秘色越器》
茶與瓷的“知音”之遇，讓唐代的陶瓷工藝進入全盛的發(fā)展時期，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分別代表了南方越窯和北方邢窯制瓷的最高成就。陸龜蒙的這首《秘色越器》，便是最早的一首吟詠越窯青瓷的詩作。越窯青瓷的極盛期在唐代，尤其是到了晚唐，其燒制技術(shù)和工藝水準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而在越窯繁多的瓷器種類中，最能代表越窯青瓷技術(shù)的，便是陸龜蒙詩中所提到的這款“秘色瓷”。“秘色瓷”因在配方、釉色、燒制的技術(shù)方面嚴加保密而得名。在《茶經(jīng)》中，這種“千峰翠色”最為陸羽所鐘。在考察過全唐各大窯場生產(chǎn)的眾多茶碗之后，陸羽曾作出如下評價：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蛘咭孕现萏幵街萆希鉃椴蝗?。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荈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陸羽不愧為“茶圣”，他的這段文字，與其說是給唐人的茶碗定出了標準，不如說將唐人飲茶的格調(diào)分出了層級。正是在陸羽的影響下，唐人對茶具的追求越來越趨向完美，在茶具的設(shè)計上也不斷推陳出新，注入了更多靈動的元素。在這個演進過程中，茶托的發(fā)明，便是一例。相傳唐德宗年間，有個叫崔寧的成都府尹，家有一女，極喜飲茶，可是茶盞注水后因為燙手不易端起，取一碟子托住又容易傾斜，這位少女后來靈機一動，將蠟烤軟，做成茶盞般大小的蠟環(huán)，再將蠟環(huán)放在小碟上，茶盞置于蠟環(huán)中，這樣既固定了茶盞，又不燙手。崔寧看到女兒的這項發(fā)明十分欣喜，遂讓漆工仿此樣式做成了漆環(huán)，并為之取名“茶托”。此后，茶托便流行開來，人們“愈新其制，以至百狀焉”。
做個唐人很幸福，琳瑯滿目的美食豐富了唐人的味蕾，與其相對應，材質(zhì)、工藝各異的美器則為唐人的飲食進一步渲染了生活意趣，拔升了文化高度。遍覽大唐美器，其所涉及的領(lǐng)域絕不止于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酒與茶，而其所用的材質(zhì)，也不僅僅局限于金銀與陶瓷，玉石、瑪瑙、水晶、玻璃這些奢華的材質(zhì)同樣是達官貴人的偏愛，而藤、竹、木、貝這些簡樸的材質(zhì)也會被普通庶民做成精美的器物。當然，這些大唐美器的功能除了滿足著人們的口體之需和視覺享受，還承載著特有的社會屬性，而也正是美器的這些社會屬性，讓我們看到了喧囂、浮華而又多元的大唐生活圖景。
還是從一項涉及唐代的考古發(fā)掘說起吧。1982年元旦，在江蘇丹徒丁卯橋附近工地，發(fā)掘出一個大型的唐代銀器窖藏，出土器物九百五十余件，有甕、龜負“玉燭”、酒令籌、盒、盆、托子、碟、盤、碗、杯、注子、瓶等，重約五十五公斤。其中，最引人關(guān)注的是一組制作精美的酒令用具——銀餾金“論語玉燭”龜形酒令筒。這只龜形酒令筒由兩部分組成，下部是一只鏨刻得相當傳神的餾金銀龜，上部為一只圓形酒令筒，筒身刻一對龍鳳，上書“論語玉燭”四字。之所以叫“論語玉燭”，是因為筒中裝置的五十枚酒令籌，這些酒令籌的正面上半段刻著《論語》中的語句，下半段則刻有酒令內(nèi)容，共計有“自飲”“伴飲”“勸飲”“指定人飲”“放”“處”六種飲酒方式，同時標有“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隨意飲”、“放”六種飲酒量。除了這些酒令籌，還有酒令旗和酒令纛。這兩種器物被唐人視為酒宴上的兩大法寶，有犯規(guī)者則舉旗警告，如屢犯則“旗纛俱舞”。
鶯來和絲管，雁起拂麾旄。
宛轉(zhuǎn)傾羅扇，回旋墮玉搔。
罰籌長豎纛，觥盞樣如舠。
山是千重障，江為四面濠。
——劉禹錫《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并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節(jié)選）
“罰籌長豎纛”，劉禹錫在與中唐顯宦李德裕等友人的歡宴中完成的這首酬答之作，描述的正是唐人酒宴中行酒令的場景，而這樣的描述，顯然與丁卯橋出土的那只龜形酒令筒形成了時空上的呼應。事實上，這正是這些大唐美器被賦予的一種社會屬性——烘托氣氛、融洽感情。在人們的推杯換盞中，這些被用作娛酒工具的酒令籌、酒令纛，有助于將宴飲的氣氛推向高潮。而劉禹錫的另一句“觥盞樣如舠”，更是為酒令之中一種特別的酒器——“觥船”作了注解。這是一種大號的酒杯，專做罰盞之用。在大唐遍地詩歌的人文空氣中，這些娛酒之器的出土，無疑可以讓我們重建千年以前的飲宴場，而無論是白居易的“醉翻衫袖拋小令”，還是杜甫的“百罰深杯亦不辭”，此時都可讓我們?nèi)缗R其境。喜歡吟風弄月?lián)魟ǜ璧奶迫耍墙柚@些精美的器物，抒發(fā)了他們胸中那份只屬于大唐的生命豪情！
如果說美器的存在，讓大唐子民的生活多了更多的色彩，那么對于大唐君臣而言，這些雕金鏤玉的美器，則成為黏合君臣關(guān)系的有效媒介?！堕_元天寶遺事》載：“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內(nèi)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箸，表卿之直也?！Z遂下殿拜謝?！弊鳛殚_元初年的政治明星，直言敢諫的宋璟在朝廷有著很高的人望，而從這則逸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唐玄宗的良苦用心：以皇室專享的金箸賜予清正率直的宋璟，既表明了君主的愛才之心，又暗藏了君主的御臣之術(shù)，一雙金箸，已然在君臣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
當然，做皇帝的，不會單單籠絡賢能之臣，一些勢大根深的臣子同樣需要籠絡。史載唐高宗當年要立武則天為后，遭到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大臣們的堅決反對，結(jié)果是高宗秘密遣人給長孫無忌送去了一車金銀器，目的無他，就是希望通過這一車美器“以悅其意”。還是唐玄宗，如果說他在“開元”的年號下，只是用一雙金箸“打發(fā)”了宋璟，那么到了“天寶”這個年號，他對一位權(quán)臣——安祿山的賞賜可翻了不知多少倍。據(jù)《安祿山事跡》載，天寶十載（751）正月，安祿山生日這天，玄宗賜物甚多，計有“……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馬腦盤二、金平脫大盞四、次盞四、金平脫大腦盤一……”彼時，玄宗還希望通過這些金銀美器安撫安祿山，殊不知，這位手握重兵的范陽節(jié)度使早已看不上皇帝的這點賞賜，他所覬覦的，乃是大唐的江山！就在這隆重的賞賜僅僅過去五年之后，一場“鼙鼓動地”的安史之亂，最終成了大唐王朝最不忍回望的夢魘！
如果說，將金銀美器賞賜臣子，彰顯著皇帝的浩蕩隆恩和御臣之術(shù)，那么，反過來，各級官吏進奉給皇帝的美器，則成為唐代社會尤其是唐代中晚期官場邀恩取寵之風的催化劑。安史之亂后，北方經(jīng)濟陷入蕭條，為皇室貴族專供金銀等美器的作坊顯然已經(jīng)不能滿足需求，盡管后來又成立了文思院，但仍無法滿足皇室有增無減的奢靡之風，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官吏進奉的金銀器便成為宮廷的重要進項。如文宗朝，淮南節(jié)度使王播曾三次進奉金銀器，最多的一次“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三次進奉的金銀器竟達五千九百多件；昭宗朝威勝軍節(jié)度使董昌更是“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各級官吏通過“大手筆”的進奉封官晉爵，而皇帝也嘗到了進奉了甜頭，不僅不再滿足于官員的主動進奉，還公開地以各種名目宣索。如代宗朝，就規(guī)定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地方官吏都要進獻財物，號為“四節(jié)進奉”；到了德宗朝，進奉之風更是變本加厲，除“四節(jié)進奉”之外，又加入了“月進”“日進”“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可謂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當越來越多本是滿足口體之需的美器成為官員們封官晉爵的“利器”和皇帝橫征暴斂的目標，奢華的大唐，最終留給中國歷史的，是一聲無望的嘆息。
在大唐近三百年國祚中，開放包容成就了幅員遼闊的帝國疆域，兼收并蓄營造了融通四海的帝國氣象，這一點，在唐人使用的各式美器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讓我們繼續(xù)走近前面提到的何家村遺寶，在這項震驚世界的考古發(fā)掘中，一只鑲金牛首瑪瑙杯，精美的質(zhì)地和玲瓏的造型令人嘆為觀止。這件美器的主體造型呈獸角狀，杯前端為一牛頭，牛嘴鑲金，牛眼圓睜，奕奕傳神，兩支牛角向后彎曲，與杯口巧妙銜接。整件作品雕琢精致，渾然天成。當然，除了制作上的精工巧思，材質(zhì)的選用也至關(guān)重要。這只鑲金牛首瑪瑙杯，是以夾有淡青、鵝黃雙色浸潤紋的深紅色瑪瑙為原料，而中國產(chǎn)的瑪瑙多為黃、白兩色，紅色的極其罕見。又因瑪瑙多產(chǎn)自西域，加之造型也頗具西域風格，因此有專家推測，這只鑲金牛首瑪瑙杯很有可能出自西域工匠之手，即便不是由西域工匠雕琢完成，也是由內(nèi)地工匠仿造而成。如今，鑲金牛首瑪瑙杯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已被視作“鎮(zhèn)館之寶”，當絡繹不絕的游客在它面前駐足，相信每個人在對這件國寶贊嘆不已的同時，更會對千年前大唐王朝兼容并包的胸襟點贊！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
王翰的這首《涼州詞》早已是家喻戶曉，相信人們在遷想那位醉臥沙場的將軍的同時，腦海中一定也會浮現(xiàn)出那只晶瑩剔透的夜光杯。事實上，在這首以西域風情而獨樹一幟的邊塞詩中，呈現(xiàn)出的正是唐人對西域文化的熱愛與推崇。《太真外傳》中曾有楊貴妃“持玻璃器寶杯，酌涼州所獻葡萄酒”的記載；法門寺地宮文物中，也有多件來自西域的玻璃器皿；而在《嶺南錄異》中，還特別提到了一種鸚鵡杯，這種酒杯系螺制酒器，“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刳小螺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梢哉f，正是這些充滿了異域風的材質(zhì)，拓展了唐人對美器的見識，豐富了唐人對美器的認知。
與這些異域美器同時夾帶進大唐的，是異域匠人的手工技藝。隨著唐代文化交流的頻繁，越來越多的中亞、西亞等地的商人、工匠踏上了大唐的土地。他們在帶來精美器物的同時，也帶來了成熟的工藝技術(shù)，像對中國金銀器影響頗大的捶揲之法，以及在器皿造型圖案上的風格變化，都對唐人的文化審美和融合創(chuàng)新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波斯薩珊、中亞粟特和羅馬拜占庭等外邦文化一起匯入大唐帝國的文化激流，崇尚美器的唐人，看到的是百川歸海，看到的是浩浩湯湯！
美器跑贏時間，拂去歲月的塵埃，精美的器物，依然折射著一個王朝的風尚；美器跑贏時間，解碼千年的秘密，精美的器物，讓歷史的喧嘩風聲過耳。當人們將對美食、美酒、美茶的時空緬想統(tǒng)統(tǒng)盛放進這些真實存在觸手可及的美器之中，我們相信，這，就是被重構(gòu)的大唐氣象；這，就是大唐獨有的風味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