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甄選90多位藝術巨匠的近200幅傳世名作,全面覆蓋中國古畫品類和知名畫家,系統(tǒng)梳理了仕女畫、山水畫、花鳥畫等古畫品類的演變脈絡。在對各品類作品進行賞析之余,作者深入到古畫情景之中,結合歷史背景,解讀畫面背后的社會意義以及畫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同時佐以相關的詩詞作品、名人逸事,并挖掘出其中所刻畫的花事、茶事、漁隱、撫琴、博古、雅集等古代生活細節(jié)。
這是一部全面了解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的優(yōu)質讀本,更開創(chuàng)了多維的視角,帶你發(fā)散思維,找到自己進入古畫世界的專屬通道,重溫千年時光,領略古畫魅力,細味古人雅趣。
蘇春玲,筆名蘇三公子。古畫愛好者、文字工作者。小說、散文、書畫評論等作品散見于《金鑰匙》《海關文學》《藝術廣場》《城市漫步》等雜志;編輯出版有深圳海關《風采聚焦》《雄關印記》等圖書。
【輯一 美人如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仕女畫
千古風流事——“好色”的明朝畫家
掃眉才子筆玲瓏——女性畫家
【輯二 山光水色】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水畫
結廬在人境——詩意棲居
山色空蒙雨亦奇——雨景·雨聲
【輯三 活色生香】
山禽矜逸態(tài),梅粉弄輕柔——花鳥畫
一案四時春——花事
花開堪折直須折——宋人·春天
【輯四 文人風雅】
此事只關風與月——雅事
詩酒唱和領群雄——雅集
一朝歸渭上,泛如不系舟——漁隱
【輯五 歷史傳承】
寒夜客來茶當酒——茶文化
高山流水覓知音——抱琴文化
一物不知,深以為恥——博古文化
自 序
寫一部品讀中國古畫的文集,在我的腦海里已經計劃了很久。2009年,匆匆忙忙間寫了一部初稿,雖然后來由于個人原因未能付印出版,卻是我寫讀畫記的一個初步嘗試,也成為現(xiàn)在這本書的基礎。
寫這本書的初衷,也許緣于年少時候觀畫的一些感悟,又或許,更早一點,緣于我自小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藝術的熱愛和癡迷。
我出生在一個平凡而又頗有藝術氛圍的家庭。據說很多年前我祖父向我祖母求親的時候,順便把自己畫的一幅仕女畫放在了見面禮里面,我的外曾祖父早年畢業(yè)于黃埔軍校,十分愛才,他看上了我祖父的繪畫才能,便同意了這門親事。社會變遷,幾經輾轉,這對恩愛的夫妻最終扎根在一個偏遠小鎮(zhèn)。我后來就出生在那個小鎮(zhèn)。小時候物資比較缺乏,文化藝術書籍尤其稀缺,更談不上互聯(lián)網了,然而血液里殘留的一點藝術細胞使得我對藝術求知若渴,滿懷一腔熱忱投入到學習研究和探索中。早期關于中國古畫的記憶不過是家里掛著的幾幅掛圖,還有書本里的歷史資料。那時候總有許多疑惑:為什么閻立本在《步輦圖》里把皇帝畫得那么高大,其余隨從都小了幾個號?為什么古代仕女畫里的美女們看起來總是千篇一律?為什么朱耷的畫里“八大山人”的花押寫得像“哭之笑之”?……帶著諸如此類的眾多問號,我漸漸長大。后來到北京上大學,最開心的事就是到各個博物館、美術館參觀展覽,閱讀、購買大批書籍,從中一一解開疑惑和不解。這個過程是愉悅的,也是一種釋然。
如果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那么,熟讀古畫三百幅,便可對中國美術發(fā)展史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品讀中國古畫,一般來說主要包括三個維度:一是觀看畫面的內容,就像簡單的“看圖說話”,這是繪畫帶給觀者的第一感官印象;二是分解作畫的技法,比如這幅畫使用了何種皴法、筆法、墨法、設色,以及采用何種構圖,這是技術層面的專業(yè)分析;三是深入解讀畫面背后的意義,包括畫作的創(chuàng)作過程、畫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延伸開來還有畫作的歷史背景、社會意義,甚至還有畫家的生平逸事及相關的收藏歷史,相當于把古畫當成歷史資料去研讀,這也是本書的靈感來源和主要內容。
對于我來說,品讀古畫不僅僅是對畫面的欣賞,也不是簡單分析畫家的技法,我更注重的是結合相關的歷史、文化等知識,對古畫作進一步的深層解讀。比如我寫《山色空蒙雨亦奇——雨景·雨聲》,里面不僅分析了歷朝歷代畫家關于雨景的繪畫作品,同時還列舉了歷代詩人描寫一年四季不同雨景的古詩,很多家長朋友收藏轉發(fā),用來當作孩子學習專題古詩的輔導材料;在《一朝歸渭上,泛如不系舟——漁隱》一文中,我列舉了歷代名家關于漁父、漁隱主題的繪畫作品,同時也從歷史文化角度探究了中國古代文人推崇隱逸、隱居的歷史現(xiàn)象;而在朋友圈里轉發(fā)量最大的一篇《千古風流事——“好色”的明朝畫家》中,則涉及大量歷史上的著名仕女畫畫家,如唐寅、仇英和陳洪綬等,以及他們與美女之間一些有趣的傳聞逸事。
上大學時,每到周末,我最喜歡跑美術館、博物館,還有琉璃廠、潘家園、什剎海邊上的舊貨市場,在那里能看到很多舊書、古董和古畫。那時候,北京的美術館、東四周圍一帶,是藝術愛好者的天堂。從美術館出來,不久便可走到三聯(lián)書店。書店二樓是藝術區(qū),藝術書籍比較貴,一群窮學生買不起,便小心翼翼地捧著書,挨著擠著坐在樓梯上看。1999年,我用自己在課余時間勤工儉學賺來的1500元錢買了《中國傳世名畫》和《世界傳世名畫》,這兩套書印刷極其精美,還附贈一雙翻書用的手套,以示珍貴。我很高興以后不用走很遠的路、不用擠書店也能看畫了,每天把畫冊打開,放在小床上,仔仔細細翻看。我大學宿舍里90厘米寬的小床上,幾乎一半的空間都留給了我的畫冊,還有一張從琉璃廠買來的古箏。小床擁擠不堪,卻令我覺得格外舒心。大學畢業(yè)后,這兩樣東西被我當成大學寶物千里迢迢、不辭勞苦扛到了深圳。
工作之后有了錢,便可以買更多的畫冊,走更多的地方,參觀更多的博物館、美術館了。在歐洲旅行的時候,去的最多的景點除了教堂,就是各式各樣的博物館。歐洲博物館之博大精深、包羅萬象,令我為之傾倒。當年在書中看到的油畫一一呈現(xiàn)在眼前,震撼之余更感到欣喜萬分。印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夏天,我一個人在英國游玩,住在倫敦的帝國理工大學,出門就是赫赫有名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和科學博物館,距離特拉法加廣場邊上的國家美術館也不遠。每天觀展、賞畫,晚上到附近的小酒館就著炸魚、薯條喝幾杯小酒,無憂無慮地沉浸在這種單純的生活里,這是藝術給我最美好的回饋。
久而久之,我發(fā)現(xiàn)畫已成為鑲嵌在我生命里的記憶。也許,所有的記憶都是一種前世印跡,所有的似曾相識都是一種久別重逢。
我極喜歡杭州,大概是喜愛宋畫的緣故。最早去杭州,和初識的朋友夜游西湖,涼風習習,月色無邊,兩人席地坐在白堤上飲酒,自以為頗有張岱“湖心亭看雪”的遺風。乘著酒意一直走到湖邊的一個亭子里,我馬上驚呼似曾相識,這不正是劉松年所作《四景山水圖》中的夏景圖嗎?百度一看,果不其然,我們站著的地方是“西湖十景”里的“平湖秋月”,兩者確有相似之處。后來我據此寫下了《結廬在人境——詩意棲居》。還有一次,和書畫界幾位前輩相遇杭州,會同浙江音樂學院的幾位教授一起去書齋飲茶雅敘,興之所至,焚香鼓琴、吹笛引歌、書畫唱和,不知今夕何夕,樂而忘返。杭州人的骨子里,依然秉承了南宋以來文人雅集的遺風,令我感動不已,后來也成為我寫作《詩酒唱和領群雄——雅集》《此事只關風與月——雅事》等作品的初衷。
寫這本書的過程,也是我不斷學習和研究的過程。
比如2017年初寫《寒夜客來茶當酒——茶文化》這篇文章,因為要寫茶畫,我開始讀茶經,研究茶道,閱讀了《煮泉小品》《茶譜》《茶之書》《歷代茶器與茶事》《心清一碗茶——皇帝品茶》《擺一桌絕妙的宋朝茶席》《尋茶記》《吃茶一水間》《四時風物箋·茶》等古今中外的茶書;與此同時,我本人也從一個只愛在辦公室喝袋裝泡茶、花草茶的“偽”茶族,慢慢喜歡上煮茶品茗,以至于后來愛茶癡茶、無茶不歡。古代文人品茶,向來都不是指單純地飲茶,或者一味地講究茶葉、茶器,而是融入了茶與人、與天地自然交流的一種思想。為飲茶,汲好泉水、配好茶器、尋好環(huán)境、靜待好時……而這些都在流傳至今的古畫里一一反映出來,供后人慢慢咀嚼、細細品味。
又比如,在寫《一案四時春——花事》時,我一邊研讀古畫,一邊查找有關插花的歷史資料,順便跑去花藝館學習了插花藝術。學習了理論知識后,我也學著在家做簡單的日常插花。日常插花很少用名貴的花種,但是講究一年四季順應時令,四五月間養(yǎng)芍藥,夏天觀荷、養(yǎng)茉莉,秋天插幾枝菊花,冬天擺幾支佛手,或者干脆從山里采摘幾枝野花,都可成為我家里的一道風景。春來春去不相關,花落花開無間斷,那靜默立于桌前案臺的一瓶插花,其實是人對自然的感激、敬愛,和對生活的知足、珍視,流傳至今,仍是我們用以點綴生活的美學。
成書之際,一是感念曾經流傳給我生命中最珍貴的藝術血液、已經過世的祖父祖母,盡管他們早已看不到我怎樣地為此執(zhí)迷與努力;二是感慨中國古代藝術之博大精深,愈往前走,愈感覺到自己學問之淺??;三是感嘆時光流逝,歲月荏苒,自2009年寫出這本書的初稿,到現(xiàn)在已歷經十年。2019年的春天似乎特別長,花開滿城,春色盎然,我寫《花開堪折直須折——宋人·春天》,里面有一幅《秉燭夜游圖》,看著看著,仿佛自己變成了畫中人,在月光中獨自一人坐于花下,享受著眼前花開似錦、爭芳斗艷的盛景,心底卻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詩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春色將盡,開到荼蘼花事了;時間飛逝,人生天地若白駒過隙。如此,便以此書為酒,一杯敬朝陽,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明天,一杯敬過往。我欲與君共醉,君可來不來?
蘇春玲
2019年5月
這本書的主題用八個字來概括,就是——讀古畫,品古人風雅。當然,關于古人風雅的一面,古代詩詞已經寫得很多了。而作者察覺到詩與畫之間的微妙聯(lián)系,將兩者予以交融解讀,為我們打開了品讀古畫的另一扇大門,也為我們理解古詩詞提供了更直觀的載體。
如,在賞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這幅畫時,作者用杜甫詩《麗人行》和張祜《集靈臺》中的詩句“態(tài)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來予以詮釋;而寫到夏圭《雪堂客話圖》,作者自然聯(lián)想到蘇軾被貶黃州時修蓋的“雪堂”,在回顧蘇軾這段經歷時,又自然引出他的《寒食帖》;馬遠根據寧宗皇帝的題詩“觸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鳥不成啼”創(chuàng)作的抒情小品《山徑春行圖》,是程頤筆下的“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是歐陽修所寫的“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也是宋祁的“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樣的旁征博引書中比比皆是,使作者的解讀遠離了枯燥乏味,而充滿文學的意味、古雅的氣息。
千古風流事
——“好色”的明朝畫家
在翻看明朝仕女畫的時候,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郭詡的這幅《東山攜妓圖》。仔細查看下去,竟發(fā)現(xiàn)歷史上同樣題材的畫作還有不少?!皷|山攜妓”是個什么故事?為何令后人反復描繪?我不由得產生了興趣。
“東山攜妓”聽起來陌生,但我們肯定熟知“東山再起”這個成語,其實這兩個成語說的是同一個人——晉代名士謝安。謝安是位曠世才子,自年少起便隱居于會稽東山,二十余年后才“東山再起”,世人又稱之為“謝東山”。他多次拒絕了出山為官的邀請,日日與歌姬們混在一起彈琴作詩,每次出門,必攜妓同樂。
后來,謝安的兄弟謝萬在北伐中不戰(zhàn)即敗,被朝廷貶為庶民。家族危亡之際,謝安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停琴散伎、出山做官,從司馬一直做到宰相,幫東晉平定了內憂外患,歷史上以少勝多、聞名于世的淝水之戰(zhàn)就是他打贏的。
《東山攜妓圖》這幅畫的主人公便是謝安。畫中謝安長衣微敞,長須飄飄,一副魏晉名士氣宇軒昂的樣子,身后跟隨著三名美女。畫上有郭詡的題詩:“西履東山踏軟塵,中原事業(yè)在經綸,群姬逐伴相歡笑,猶勝桓溫壁后人?!?p/>
畫家郭詡(1456—1532),江西泰和人,曾短暫地進入宮廷服務,從畫上的題詩和用印看來,可知他以“清狂道人”“狂翁”自稱,不難想象畫家想借謝安的故事,來比擬自己狂放不羈、豪邁瀟灑的個性與生活。
縱觀歷史,最早因為“好色”而被彈劾的官員是戰(zhàn)國后期楚國的宋玉。當時的大夫登徒子在楚襄王面前說宋玉“好色”,楚襄王便把宋玉找來問話。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為自己辯解:“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的東家之子暗戀他三年,他都沒要;而“其妻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的登徒子卻一連生了五子,所以登徒子才是好色者。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戰(zhàn)國時期,“好色”仍然是令人不齒的品行,那么為何唐宋以后的文人們卻對美色趨之若鶩,狎妓之風興起不減,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呢?從這幅畫的故事里,我們似乎可以一窺這狎妓之風的起源。
眾所周知,魏晉時期名士輩出,魏晉風度世人景仰,謝安代表的“江左風流”在東晉已是引領潮流的風向標,此后歷朝歷代那些魏晉風度的粉絲們對他更是追捧不已。在古代文人圈,“東山攜妓”“東山絲竹”備受關注,相關主題的詩文、畫作不斷涌現(xiàn)。即便狂傲不羈如李白,也對謝安十分仰慕,有“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等金句。他在《憶東山》中寫“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云”,這便是要以謝為榜樣學習效仿的節(jié)奏了。宋朝陳襄有“且作東山攜妓樂”的詩句,而清代龔自珍《己亥雜詩》中“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即是蒼生”的觀點更是震撼人心,連現(xiàn)代陳寅恪在《錢受之東山詩集末附甲申元日詩云“衰殘敢負蒼生望,自理東山舊管弦”戲題一絕》中也沿用了這句詩。在這些文人眼中,“攜妓”并無不可,反而是件雅事,“攜妓”的謝安照樣功高蓋世,名留千古;“東山妓即是蒼生”更是把文人狎妓提到了眾生平等、悲憫蒼生的高度,又何樂而不為?于是,此后歷代文人都以這位魏晉名士為“表率”,狎妓便成為文人風尚。
這種風氣到了明朝,尤其明末更為嚴重。明朝限制言論自由,整個社會都在嚴格的控制之下,思想也受到禁錮,再加上嚴酷的政治斗爭,到了明末更是陷入一種動蕩、混亂、無序的狀態(tài)。于是,大批的文人因政治生活失意而把注意力投向個人的生活情趣,私人生活空間變得相對寬廣,各種開放的風氣——享受、娛樂、逾制、個性解放等呼之欲出,并波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朝文士狎妓最為盛行,他們和紅粉知己寄跡山湖、偕游酬唱;他們樂于記錄各種風流韻事,《金瓶梅》《肉蒲團》等艷情小說風靡一時;他們喜歡描繪各種女子風情,于是這個時期的仕女畫創(chuàng)作得以進入鼎盛時期。
唐 寅
說起“好色”的明朝畫家,大家首先必然會想到唐寅。這位大名鼎鼎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其風流韻事在市井坊間流傳一時,到了現(xiàn)代還屢屢被搬上屏幕,周星馳、張家輝、黃曉明等都先后扮演過他,可謂明朝畫家中最為人熟悉的超級“網紅”。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別號六如居士,明代“吳門四家”之一,著名書畫家、詩文家。歷史上記載他自幼“奇穎天授,才鋒無比”,詩、文、畫俱佳,首次參加鄉(xiāng)試便高中解元(鄉(xiāng)試第一),后來參加會試卻莫名卷入一場科舉舞弊案,于是“一宵拆盡平生?!?,從此開始游歷名山大川,以賣畫為生。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彼删妥罡叩氖鞘伺嫞肮P法秀泣縝密,江河飄逸”,為后人所推崇。
平日,唐伯虎坐在臨街的小樓上,如果有求畫的人攜美酒來拜訪他,就酣暢整天,“醉則岸幘浩歌,三江煙樹,百二山河,盡拾桃花塢中矣”。
《孟蜀宮妓圖》是唐寅著名的仕女畫之一。畫面上四個宮女正整妝等待君王召喚,正面兩個宮妓,頭戴花冠,涂抹濃妝;背面的兩人大概是侍女,一人托盤舉著胭脂水粉之類物品,一人執(zhí)鏡,似乎正在讓對面的女子檢查自己的妝扮是否合適。
“孟蜀宮妓圖”這個題目是明末收藏家汪珂玉加的,以后也就沿用了下來。但是據考證,這幅畫所描繪的并非五代十國時期后蜀后主孟昶,而是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活,所以正確的題目應為“王蜀宮妓圖”。
王衍曾經帶著一群妃子、宮女到成都附近青城山的上清宮去游玩,叫宮女們都戴蓮花冠,穿道士服,臉上敷一層胭脂水粉,如同喝醉一般,叫作“醉妝”。他還自題一首《甘州曲》:“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上гS,淪落在風塵。”
五代時期各個小王朝的君王都很會玩,也很短命。這個王衍整天尋歡作樂不理朝政,后唐的軍隊打進來時他還在喝酒,結果可想而知——他被滅了族。此畫右上角有唐寅題款:“蓮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恢艘讶?,年年斗綠與爭緋。蜀后主每于宮中裹小巾,命宮妓衣道衣,冠蓮花冠,日尋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謠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濫觴。俾后想搖頭之令,不無扼腕。唐寅?!苯枋伺嫿衣段宕鷷r期后主荒淫之事,暗諷當朝世風日下的時政,唐寅果真了得!
《陶穀贈詞圖》的故事也來自一個有名的政治丑聞。五代后周皇帝意欲一統(tǒng)天下,派遣翰林院大學士陶穀出使南唐探個究竟。陶穀自恃國勢強大,目中無人,剛好碰上當時的南唐臣僚韓熙載——這也是個人物(對,就是大名鼎鼎《韓熙載夜宴圖》的主人公),韓設下一個圈套,派一位絕色歌伎假扮成驛卒之女,色誘陶穀。
盛氣凌人的陶穀在驛館內遇見一身布衣、楚楚可憐的驛卒之女在勞動,果然為之神魂顛倒。不久,兩人便開始幽會。事畢,陶穀情不自禁即興寫詞:“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xù)斷弦,是何年?”
后來,南唐中主李璟設宴款待陶穀,陶穀這時又開始擺譜,李主幾次斟酒勸飲,他都置之不理。這時,歌姬秦弱蘭款款入場,演唱了陶穀的贈詞——陶穀一看,這歌女不是驛館內的那個掃地女傭嗎?他大吃一驚,方知中了美人計,一時間羞愧得無地自容,只得狼狽而去。此事遂成敵國外交上的千古笑話。
唐寅在畫中特意營造出一種私情幽會的氛圍。四周的大樹、假山和畫屏巧妙地形成一個天然的屏障,把兩個主人公巧妙地安置在一個私密的空間里。衣冠端莊的陶穀拈著胡須,看似坐懷不亂的模樣;而嬌柔秀美的秦弱蘭懷抱琵琶端坐在凳子上,盡情彈唱。月光灑滿大地,整個庭園顯得那么幽謐、安寧,一陣悅耳的樂曲聲似乎從秦弱蘭的指間飄逸而出,充溢著情思動人的意境……
畫上題詩道:“一宿因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時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發(fā)紅?!边@看似美好的畫面究竟是一段浪漫因緣,還是官場爭斗中的一場惡意設計?是對陶穀道貌岸然卻經不住美色誘惑的諷刺,還是對相遇與錯失的無奈感嘆?一幅諷刺畫卻畫得這樣含蓄唯美,讓人回味不已。
《李端端落籍圖》中,一幅山水大屏風前居中坐一文士,從神態(tài)和坐姿的刻畫就可看出一種儒雅瀟灑的氣度。右側站著兩名婢女;左側一位女子手持一朵白牡丹,姿態(tài)文雅,身后是隨從侍女。上方題詩:“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誰信揚州金滿市,胭脂價到屬窮酸?!秉c明圖中持白牡丹者即揚州名妓李端端,書生乃是唐代詩人、久居揚州的崔涯。
史書記載,崔涯為人豪俠,長于宮詞。崔每題一詩于娼肆,即傳誦于街頭巷尾:“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庇谑呛跫伺畟兌寂逻@位詩人對自己寫了不好的“廣告詞”,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無不畏其嘲謔也”。當時的揚州名妓李端端美艷過人,但是膚色稍黑,被戲稱為“黑妓”,崔涯寫詩嘲笑她“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昆侖山上月初明”。端端見詩后“憂心如病”,守在崔涯必經的路邊,向他跪拜,“優(yōu)望哀之”,崔被感動。一時間“不打不相識”,一個風塵奇女,一個詩壇高手,一來一往,關系從疏到密,從相互譏諷、論辯到互敬互重,擦出愛的火花。后來崔涯另題了一首詩:“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笨跉庖粨Q,往日“黑妓”卻勝似白牡丹,更加名噪遐邇,于是“大賈居豪,竟臻其戶”。足見崔詩的社會效應!
唐寅對這個故事加以改造,將李端端向崔涯求諒變?yōu)楫攬稣撧q的畫面,表現(xiàn)了李氏的智慧和膽略。她長得嬌小端麗而又從容大方,手持一朵白牡丹,似乎正在評析自比。而崔涯靜氣安坐,凝神諦聽,手按著一卷正擬寫的新詩,內心折服之情思流溢于眉目間。唐寅還從崔涯詩中“取端端”一句衍化出“娶”,稱李氏“落籍”(指舊時妓女從良)崔家。事實上這是一種善意的曲解,史書記載“大賈居豪,竟臻其戶”,不過是崔涯寫了段好廣告詞,給她招徠客人。傳說此圖中的崔涯正是唐伯虎的自畫像,充分體現(xiàn)出唐寅對于這位唐代名妓的憐愛之心。雖相隔幾個世紀,唐寅對于女性的憐惜和敬重之情仍昭然可見。
這些畫里,王蜀宮伎給人的印象是美麗純真而非妖冶;秦弱蘭端坐彈奏琵琶,也沒有一絲輕浮的感覺;李端端手執(zhí)牡丹亭亭玉立,莊重而矜持。唐寅筆下的女子,總是溫婉美麗、聰慧多才,男人反而成了陪襯。貌似不經心的幾句題詠,卻流露出他對當時虛偽官場和社會現(xiàn)狀的諷刺與反抗。
很多年前,我看電影《唐伯虎點秋香》,周星馳飾演的唐伯虎油滑古怪,我一路看下來,只覺好笑;直到他大聲念出《桃花庵歌》中的四句詩,“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我立刻被震到了,仿佛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擊中。星爺看似無厘頭的搞笑背后,卻滿是傷痕和眼淚。那一刻,我以為,星爺是懂得唐寅的,狂放不羈掩飾了他一生的失意、無奈、不忿和抗爭。
唐寅自稱“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關于他的傳說,《三笑姻緣》《唐伯虎點秋香》《九美圖》等早在明清時期便廣為流傳。事實上唐寅一生命運多舛,發(fā)妻在他二十多歲時去世,第二個老婆又在他涉科舉案被抓后離他而去,三十六歲時,才娶了患難中的紅顏知己沈九娘。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純屬虛構,明代確實有一個叫秋香的女子,但與唐寅并無交集。大概是因為唐寅這樣一位才子的故事為人們所喜聞樂見,大家出于對他官場失意的同情,以及對他詩、書、畫三絕的欽佩,便把他的故事加以改造創(chuàng)作,于是流傳開來。
當其時,唐寅也偶有混跡風月場所之時,但他并非紈绔子弟,而是在游離于世俗與禮教之外的妓院里尋求精神慰藉,妓女是他繪畫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形象。如果篤定關于這些風流韻事的傳言不虛的話,也只能歸因于他的個性放蕩不羈,文風肆意灑脫。他畫春宮圖,也正是他不羈性格的表現(xiàn)。據說他是我國繪畫史上唯一以妓女為模特兒畫過裸體像的畫家,所以春宮圖才畫得那么傳神。他畫過一套《風流絕暢圖》,多達二十四幅,經由徽派刻工貴一明摹刻成版畫,被視為中國古代春宮圖之瑰寶。在《紅樓夢》第二十六回中,呆霸王薛蟠曾在別人家里見過一幅十分精致的春宮圖,講起此事,眉飛色舞,只是他胸無點墨,把作者“唐寅”誤讀為“庚黃”了。
仇 英
自明朝下半期以后,受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文人士大夫渴望擺脫傳統(tǒng)理學的禁錮,追求精神上的享樂,于是助長了奢靡放縱的社會風氣,性開放大行其道,性小說風靡一時,春宮圖也特別流行。這方面的畫家能與唐寅并列的,還有仇英(號十洲)。
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的畫家仇英,出身于江蘇太倉一個平民家庭,原本是一名身份低下的漆工。他從一個社會底層漆工成長為一名著名畫家,主要依靠一生中的三位貴人。
最早,他在畫家周臣家中當漆工。周臣是唐寅的老師,他從這名小漆工的裝修墻繪中發(fā)現(xiàn)了他的天賦,于是把他收為學生,教他畫畫。
在周臣的引薦下,仇英結識了當時執(zhí)掌吳中文壇的“大佬”文徵明。文對仇英加以引導,使之在繪畫技法中融入文人趣味。有了文徵明的提攜,仇英才逐漸被蘇州的文人圈子接受。
最后,真正讓仇英得以畫技大進的則是與項元汴的來往。項元汴是明朝的大收藏家、大鑒賞家,“所藏法書、名畫以及鼎彝玉石,甲于海內”,“所藏如顧愷之《女史箴圖》等,不知其數(shù),觀者累月不能盡也”。項元汴聘仇英為自家的畫師,令其臨摹自己所收藏的古畫。對于仇項雙方來說,彼此實在太合適不過了。仇英不僅從此生活有了保障,而且通過臨摹項家的藏畫,深入學習古畫精髓,技藝迅速提高,也為他最終形成集大成式的繪畫風格奠定了基礎。這對一個漆工出身的畫工來說,簡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明朝時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經濟的繁榮帶動了文化的發(fā)展?,F(xiàn)在看來,項元汴是一個相當具有現(xiàn)代博物館意識和經紀人意識的收藏家。他讓仇英臨摹古畫,一是為了復制保存便于收藏,二是用來作為高仿品出售。他力捧仇英,把他介紹給圈子里的書畫名流、巨富大賈,將仇英的《漢宮春曉圖》,定價為200金,售價遠在當時最負盛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作品之上。果然,仇英聲名鵲起,訂單紛紛而來,最終躋身“明四家”之列。
但是,在明朝畫壇,文人畫已經極為風行,畫作都要有文人氣,才是上品。在文人畫家統(tǒng)治下的畫壇,似乎從來就輕視畫工。仇英出身寒微,縱然有極高的藝術造詣,也被士大夫階層看成白丁,不把他當回事情。這也是為什么他的生卒年月幾乎不可考證,因為歷史的記載里幾乎將他忽略不計。他的作品中,都只有簽名蓋章,無一款題詠。
明末畫壇評論大佬董其昌著書立說,以“南北宗論”將仇英歸為貶抑行家畫的“北宗”一派,但看到仇英的精工細筆,卻也默默豎起了大拇指,稱仇英為“近代高手第一”,“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被他的畫深深折服。
仇英的代表作《漢宮春曉圖》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絹本重彩,縱30.6cm,橫574.1cm,是中國重彩仕女第一長卷。這幅畫用手卷的形式描述初春時節(jié)宮闈之中的日?,嵤?,如妝扮、澆灌、折枝、插花、飼養(yǎng)、歌舞、彈唱、圍爐、下棋、讀書、斗草、對鏡、觀畫、圖像、戲嬰、送食、揮扇,畫后妃、宮娥、皇子、太監(jiān)、畫師凡一百一十五人,個個衣著鮮麗,姿態(tài)各異,既無所事事又忙忙碌碌,顯示了畫家過人的觀察能力與精湛的寫實功力。全畫構景繁復,林木、奇石與華麗的宮闕穿插掩映,鋪陳出宛如仙境般的瑰麗景象。這是一幅美女群像圖,更是一幅當時王公貴族休閑生活的風俗畫卷。
熟讀古畫的人都知道,歷代畫家的作品,絕少有超大尺幅,如人物與山水同時出現(xiàn),也不過一二山水,三四人物;可是仇英的畫,不怕人多,不怕山水繁復,更不怕樓宇精工重疊。他的《漢宮春曉圖》,動輒就繪幾十上百個姿態(tài)各異的文人、美人,河流一絲水紋不少,大樹一片葉子不落,房脊上瓦片一塊不差。這樣的精密細致,這樣的紛繁復雜,需要何等嘔心瀝血的精心繪制,可想而知。仇英的畫,每一幅都像豁出了命一樣,極度的精致,極度的細謹。他似乎一生都不能放松,不能隨意,不能畫壞任何一筆。
更令人著迷的是,他把當時王公貴族熱鬧非凡、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琴棋書畫、休閑娛樂,活生生地呈現(xiàn)于今人的眼前,幾百年過去,那種優(yōu)雅極致的生活場景看起來仍如同仙境一般唯美。我想,仇英得以細致地把這些場面一幕幕描繪下來,大概是因為一個出身社會底層的漆工突然被邀入一種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貴族生活,相當于《聊齋志異》里一個落魄書生無意中闖入世外桃源。他以一種偷窺的姿態(tài),用自己的畫筆把他看到的畫面——古畫中的宮廷生活也好,現(xiàn)實中富貴人家的世俗生活也好——融合起來,畫成了一幅古代貴族女子閨閣生活的圖卷。而今天的我們,得以從一個偷窺者的角度,窺見幾百年前,庭院深深處、幕簾重重下,那些衣香鬢影、鶯歌燕舞的生活場景,香艷、生動、鮮活。
晚明畫家董其昌評價仇英的繪畫說:“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他認為畫畫過于工謹細致,就會被現(xiàn)實所累,失去了生機,會損害陽壽。據考證,畫工筆、白描這種精細的畫兒,極其考驗耐力、眼力,而且因為精神長時間高度集中和緊張,非常有損健康。畫得過于細謹容易短命——這簡直像一句詛咒,仇英不到五十歲便英年早逝,董其昌說他為“造物役”,這并非沒有道理。
唐寅和仇英算是同門師兄弟,在很多場合,唐寅都提攜過這位出身寒微的師弟。巧的是,倆人所作的春宮圖,在民間繪畫史中享有同樣高的聲譽。與桀驁不馴的唐寅不同,仇英一直是謙虛謹慎、好學上進的好學生。唐寅的仕女畫,是文人畫的代表,最出彩的是他的題詩,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而仇英的畫中從無題款,他只把自己的名字謹慎地、小心地題在畫的一角。這樣的差別也讓人感覺到,如果說唐寅的春宮圖更多彰顯了他不羈的個性,仇英的春宮圖則可能只是為了謀生和滿足雇主的要求。與其說仇英為人“好色”,不如說他作畫“好色”,而“好色”正是仇英終其一生的藝術理想和精神追求。
陳洪綬
事實上,明朝畫家里,最“好色”的還要數(shù)陳洪綬。陳洪綬(1598—1652),字章侯,號老蓮,浙江諸暨人。他書法遒逸,善山水,又工人物,人稱“明三百年無此筆墨也”。據說他每宴必酒,每酒必醉,“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喝酒一定要有美女作陪,睡覺一定要有美女服侍。這樣一個學養(yǎng)全面的畫家,何以放蕩恣肆到如此地步?在天性風流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難言之苦楚呢?
陳洪綬生活在一個世代簪纓的名門望族,年少時即以畫藝奇絕聲名遠播。但是,像大多數(shù)中國文人一樣,治國濟世才是他的最終理想。陳洪綬屢次應試都以失敗告終,后來卻陰差陽錯因為繪畫天賦被招入宮中,負責臨摹歷代皇帝畫像。這當然不是陳洪綬的理想,加上明末宮廷種種腐敗險惡,讓天性脫俗的他忍無可忍,痛定思痛,毅然辭官離京。
不久,李自成的農民軍攻破京城,旋即又是清兵入關,明朝國破,山河凋敝,陳的師友或以身殉國,或流離失散。清人毛奇齡在《陳老蓮別傳》里記載,1646年夏天,陳洪綬在浙東為清兵所擄。清兵似乎也很識貨,抓住這位大畫家,“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后來想了一招,“以酒與婦人誘之,畫”——刀架在脖子上他都不肯畫,給他酒和女人,他立馬答應了。
不久,陳洪綬逃脫清兵追捕,到紹興的云門寺削發(fā)為僧。削發(fā)的理由不是愛上佛門,僅僅為逃生而已。但從此,陳洪綬自稱悔僧、悔遲?;谑裁茨兀克麑懺娬f:“剃落亦無顏,偷生事未了。”“國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勝哀?!辈痪盟诌€俗,以賣畫為生。然而,這樣的偷生也沒維持多久,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年輕時,這位風流倜儻的世家子弟名噪一時,美女們也對這位才華絕世、名滿天下的大才子青眼相看。他二十二歲那年在西子湖畔游覽,時值三月,春色明媚,桃花盛開,名妓董飛仙慕名騎馬飛馳而來,順手撕下身上一塊白綃求他作畫。這是何等浪漫而美好的一個場景,簡直令人夢魂縈繞!——足以令陳洪綬一生念念不忘。他曾寫詩:“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剪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常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笔赂舳嗄辏謱懥艘皇祝骸伴L安夢見董香綃,依舊桃花馬上嬌。醉后彩云千萬里,應隨月到定香橋?!?p/>
發(fā)生在陳洪綬身上的這類故事頗多。他的好朋友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述了另一段風雅趣事。1639年的中秋夜,張、陳二人在西湖乘畫舫游玩,一個女郎宣稱要搭船同游。此女“輕紈淡弱、婉嫕可人”,本來喝得昏昏欲睡的陳洪綬頓時興奮莫名,兩眼炯炯,以唐代傳奇中的虬髯客自命,要求與此女同飲。女郎竟然也毫不扭捏作態(tài),欣然就飲,兩人很快就把船上的酒都給喝空了。等她下了船,陳在后面暗暗跟蹤,只見此女倩影飄過岳王墳就消失了。這個女子,是人是鬼?是妖是仙?醉酒“嚎囂”的陳洪綬遇上這樣的美女,是怎樣的心猿意馬?
到了晚年,不改本性的陳洪綬越發(fā)輕狂不羈。時人稱他“縱酒狎妓”,所謂“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勿應也”——有錢人拿大把銀子向他求畫,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就會作畫;即使販夫走卒乃至垂髫小兒,他都有求必應。時人云:“人欲得其畫者,爭向妓家求之?!痹趤y世之中,他自愿陷于紅塵迷亂,也是一種無奈和辛酸。
縱觀陳洪綬的一生,他始終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把握自己的命運。幼年時,父疼母愛,錦衣玉食;少年時,才華橫溢,追慕者眾,也是大好時光;然而,隨著歲月流逝,抱負不展,生命漸漸黯淡;及至晚年,國亡家破,生活無著,只能遁入空門以避難。在這樣的境地里,他萬念俱灰,除了對藝術的追求,還以行動上的率性去離經叛道,獲得精神上的自由——于是他沉迷于酒色之中。亂世之中,一個不肯茍且的文人畫家,或許只有沉迷于放浪形骸、醉生夢死,才能度日偷生。
那么,他的仕女畫又是怎樣的風采呢?陳洪綬的人物畫一向以“高古奇駭”的獨特風格著稱,他所畫的仕女,也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美人。他筆下的仕女常常頭大身小,有頸無肩,身體向前傾斜形成弓形——這種夸張變形的形象是陳洪綬仕女畫的獨有標志。明朝仕女多畫得消瘦,他卻偏愛唐代仕女的形象造型,面部圓潤豐肥,發(fā)髻厚重,但也沒有重彩渲染。畫中女子多是八字眉、丹鳳眼,臉龐并不秀美,卻傳神地詮釋了《紅樓夢》中“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那種典雅、詩意的女性形象。畫中人身體前傾的姿態(tài)看似佝僂,又似病態(tài),但是仔細看來,人物神態(tài)自若,出奇地優(yōu)雅淡定、含蓄從容。
陳洪綬畫了很多畫,如《蕉林酌酒圖》《歌詩圖》等,這些畫表現(xiàn)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一名文士坐在庭院中,寬袍大袖,坐姿從容,庭院中擺設著花插與酒具,另外有兩個美人相伴在旁,或飲酒、或觀畫、或讀書、或彈琴、或吟唱——這大概便是他日常生活的寫照。從這些畫中不難看出,他筆下的女子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美女,他最為看重的并非一個女子外表的美貌,而是她內在的才氣和情趣。他的“好色”,也并非一種生理層面的需求,而是注重與對方的精神溝通、藝術交流,以獲得自己精神上的愉悅和慰藉。
陳洪綬“好色”,對女子天生溫情脈脈——盡管這份用情多少有點泛濫,但卻是真實的。沒有這種至真至誠的“用情之癡”,如何能做到“所畫美女,姚冶絕倫”?單純說陳洪綬“好色”,乃是不懂他的“深情”罷了。
董其昌
唐寅為人狂放不羈,仇英勤力為畫,陳洪綬就算“好色”也算是為多情所累。詩酒風流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消遣方式,更多的時候還能為文化藝術增添色彩。但是,明朝歷史上卻有一位因“好色”而臭名昭著的大畫家,他究竟是誰?究竟“好色”到什么程度,竟然引起眾怒?——他就是前文中提到過的董其昌。
董其昌何許人也?他不僅是晚明最杰出、影響最大的書畫大家,而且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太保,乃“華亭派”的領袖人物,曾被譽為“海內文宗”。
董其昌頭上頂著高官和大書畫家等幾重光環(huán),辭官回鄉(xiāng)后名動江南,迅速成為擁有良田萬頃、華屋數(shù)百間,勢壓一方的官僚大地主。迅猛增長的財富使他迷失了本性,他老而漁色、驕奢淫逸,雖已妻妾成群,卻還常常招致方士,用幼女修煉房中術,竟到了變態(tài)的地步。萬歷四十三年(1615)秋天,他強搶民女,又私設公堂,“封釘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最后激起民憤。第二年春天,憤怒的百姓向董家縱火,大火徹夜不止,將其數(shù)百余間房子燒成了灰燼。
作為中國藝術史上在書畫和文物鑒賞方面都有相當造詣的一個文人,董其昌最后墮落成一個為非作歹的惡棍,不能不令人唏噓。后人抨擊其道:“不意優(yōu)游林下以書畫鑒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董其昌號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
撇開董其昌的惡劣行為,放眼望去,古今中外,詩人和藝術家之“好色”,似乎都是常見的命題。軟玉溫香抱滿懷也罷,紅袖添香夜讀書也罷,他們需要新鮮美麗的女子,來激發(fā)自己更多的創(chuàng)作靈感和激情,即使多被世人詬病,似乎也無可厚非。由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fā)展所形成的畸形社會風氣,更是使得許多文人畫家的創(chuàng)作都離不開性與“好色”這條主線。也正是有了這些恰到好處的“好色”“多情”,明朝進入中國繪畫史上仕女畫創(chuàng)作的藝術成熟階段,而且在表現(xiàn)技法上亦豐富多彩,使仕女畫得到更進一步的繁榮和發(fā)展,從而誕生了許多驚艷世俗的唯美作品,成就了中國畫史上最流光溢彩、絢麗多姿的篇章。
今天我們回頭看這些畫家,已然脫離塵世的眾多愛怨情仇,前塵往事已隨時光消散,唯有他們留下的那些個搖曳多姿的女子形象依然鮮明。那些女子曾經是他們的夢,曾經是他們的笑,曾經是他們的愛與愁。那畫筆中凝結的情感,一并定格在時光隧道,成為歷史最恬靜的回首、最美麗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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